94歲的電影表演家王丹鳳女史（1924—2018），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給影迷留下的兒歌〈小燕子〉（影片《護士日記》主題曲），仿佛仍縈繞在人們耳際；影迷哼這支曲，無疑是「移情投影」，表達對她的懷念。
王丹鳳於5月上旬病故於上海華東醫院，電影界在上海電影博物館藝術影廳為她舉行追思會。
攀個俗套，王丹鳳及其丈夫柳和清（1926—2016）是我的「老朋友」。
早在37年前（1981），我與他們相識於香港，曾安排他們和影片《原野》導演凌子（葉劍英元帥女葉向真）、主角劉曉慶，與明報創辦人金庸見面、晚餐，又撰寫專訪〈與王丹鳳一席談〉；後續的交往，增進對王丹鳳電影生涯和社會活動的了解。
學煮大鍋飯 急得想大哭
王丹鳳是1940年代上海電影界的大美人，1940年開始演電影，主演《新漁光曲》等。
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她來香港，為左翼的長城影片公司台柱，主演過《無語問蒼天》等。
1950年代初，南來文化人湧入香港，其中有錢穆、徐訏、黃震遐、姚克、張愛玲等，王丹鳳卻為了與柳和清結婚而返回上海。時代大變遷中的南來與北返，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選項」。
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簡稱上影），她主演了《家》、《女理髮師》、《護士日記》和《桃花扇》等。毛文革期間（1966—1976），她無戲可演，《桃花扇》則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毒草」。
1981年，她在香港文華酒店頂樓接受我的專訪時，敘述下放「五七幹校」的勞役實況：
文革時，她在牛棚關了3年，後到上海郊區奉賢縣的「五七幹校」勞動了5年。她說，剛到幹校的時候，她被分配到伙房，煮大鍋飯。她比了一個手勢，向我解釋大鍋之大，然後說：第一天下伙房差點哭出來了，因為過去連三幾口人的小鍋飯也沒煮過，現在要用大鍋煮數百人的飯，真不知如何下手；幸好大廚師勸慰她，教她如何「操作」，慢慢也就曉得煮了。
1978年以後，知識界的處境逐漸改善，電影界拍攝描寫「文革傷痕」的影片。1980年，王丹鳳（56歲）主演《玉色蝴蝶》，這是最後一部影片。
四人幫倒台 來香港探親
略為「寬鬆」的環境，關乎改革家胡耀邦（1915—1989）在1978年提出「實踐檢驗真理」、變通毛澤東僵化教條（註1）。
40年前的「實踐觀」與「兩個凡是」大論戰，形成反極左的政治生態，許多人走出「死神陰影」（例如列為「專政對象」的黑五類獲平反），電影界人士則「重回舞台」。
王丹鳳恢復電影的演出，更成為「統戰對象」，受到一些「照顧」。1981年，她獲准來港探親，後來又應列根總統之邀訪美、獲准移居香港。
京、滬、港媒體報道「追思王丹鳳」，都提到她主演的影片、從影的成就，卻忽略了她在中國大陸的一種「身份標誌」：曾擔任民盟（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並因民盟的職務而有「全國政協常委」之銜，意味她是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高級統戰對象」。
在上海電影界，張瑞芳、白楊、黃宗英等，是老牌共產黨員（俗稱「老共」）；王丹鳳不是「老共」，卻因民盟的身份而扮演「統一戰線」（統戰）的邊緣角色。在這方面她頗能拿捏分際，沒有香港常見的那種「左僵化」令人厭煩。
在「追思王丹鳳」集會，「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說，王丹鳳「謙卑、客氣、對人尊重」。就我與她的交往印象，這樣的評語是恰切的。
金庸設晚宴 請凌子曉慶
我與王、柳相識前，已有書信往來。在早期的《明報》，我的工作與兩岸新聞和評論有關。1980年收到王的一篇來稿，寫上海的改革開放和促進兩岸民間交流，我簽發刊出，並覆函致謝。
1981年，王、柳來港探親，說想見見「長城」時的同事金庸。恰巧當時凌子和劉曉慶來香港準備《原野》首映禮，《原野》的香港公關主管約我見面，說在報上讀到我寫的三十年代作家評介系列，請我評一評《原野》，於是有本文前頭提到的晚餐。
晚餐在尖沙咀的樂宮樓（今美麗華廣場內），除了四位主客之外，我還邀約電影導演胡金銓、在中大任教的李金銓和朱立參加。
晚餐的主要話題，是文革的「傷痕文學」、曹禺的作品和影片《原野》。
說上官雲珠 孤魂抱深怨
在文革之前，毛曾邀白楊、秦怡、王丹鳳和上官雲珠，到北京中南海作客。當天見面後，前3人都回到北京居停的旅館，只有上官雲珠未歸，在政界、電影界引起猜測。
文革是一場浩劫，葉劍英的「十一講話」稱文革「大規模地毀滅文化」，把人民「投入血腥的恐怖中」（註2），許多文藝界人士被整。
上官雲珠也被列為黑幫、牛鬼蛇神批鬥，被折磨致死，傳是江青下令整死她，如同整死話劇名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專家孫維世（周恩來乾女、金山夫人），是「報復」之舉。
後來，與王、柳交談中，難免提到文革悲劇，諸如知識界和老百姓的冤案，觸及影星上官雲珠之死，有「孤魂抱深冤」（唐．韓愈詩句）之嘆。
王丹鳳、柳和清談及上官雲珠時只是嘆息，說那次去中南海，她確未一起回旅館，但文革時是否江青指使人整死她不得而知。
上官雲珠的前丈夫姚克，在文革初期居住於香港，他多次邀我到他寓所聊文革的事（毛、江以影片《清宮秘史》給劉少奇加罪名，影片的編劇為姚克），對上官雲珠及他們生的女兒處境擔憂，但亦不明上官雲珠被整的原因。
國泰柳家人 被抄家關押
從1950年代至文革，政治運動頻繁，許多人都有被整的經歷。
王丹鳳之父，早在上海經營旅店，柳和清與父柳中亮、叔父柳中浩，在1940年代的上海經營國泰、大同影片公司，都被指為資產階級（剝削階級），難免受到政治運動衝擊。
1954—1956，柳中浩被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為了繳交不合理的罰款，「柳家在長樂路留園的10幢房子只剩下5幢」，後來，「長樂路的房子准留一幢自用」，其餘「公私合營」。文革時，柳家都受過抄家、批鬥、進牛棚之苦（註3）。
電影掌故多 重回到上海
在香港，與王、柳交談，除了文革話題，不談當今政治，更不觸及「民主」兩字。
王參加的民盟，與民建（民主建國會，柳是成員）、民進（民主促進會）、農工（農工民主黨），都有「民主」之名，甚至掛了「農工」之名，實與追求民主、代表工人農民利益無關。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連「黨內民主」尚且沒有，何來全社會民主？對於「民主」的實與虛，大家心照不宣，也就避免談及。
交往中談得最多的，還是三、四十年代影人舊事，或是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得與失。王、柳的電影掌故多，從交談中增進我對電影史、電影企業（如國泰影片公司）的了解。
王、柳都是上海建制內的人，已習慣了建制內的遊戲規則，對上海又有「眷戀故土」之情，這或是晚年再回到上海居住的主要原因之一。
註1，眾人送別李昭 重提耀邦改革，灼見名家2017.4.7
註3，https://news.qq.com/a/20090928/000384_1.htm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