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自由的社會，電影表演家有個人選擇的自由，不被強制勞役，更不會困囚於牛棚。
著名電影演員王丹鳳（1924—2018），在毛時代（1949—1976）曾下鄉勞動、踩水車灌田，文革時（1966—1976）當伙頭煮數百人大鍋飯，第一天參加「光榮勞動」時幾乎哭起來。當政局轉變、政策略寬鬆化時，知識界往往能獲「政策紅利」，獲一點「照顧」。
王丹鳳於5月病故於上海。我發表一文紀念她（名演員王丹鳳 人生94年旅程，6月29日上載）。
早在1981年9月20日，我在明報〈特稿〉欄發表一篇對她的專訪，題為〈與王丹鳳一席談〉，記述她的電影藝術歷程和文革之災。現作為前文的附錄重刊。
本文另標題；內文除數字改為阿拉伯字，並改正被錯改、錯排的字，並無其他改動，原來的分題亦保留。
從文華酒店頂樓的酒廊眺望港九兩岸，視野是那麼寬廣。
這裏沒有大都會的喧囂，坐在柔軟的沙發上，舉一杯清淡的馬丁尼極目遠眺，只覺得一切是那麼平靜，海無波水無浪。
當我訪問完王丹鳳女士，向這位上海著名電影演員告別的時候，我也感到她的心境相當平靜。雖然「文革」的那一段痛苦生活，她沒有也無法忘懷，但是畢竟是過去了。於是，我又想起兩句熟悉的詩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香港和昨天
王丹鳳女士和她的丈夫柳和清先生，最近獲准來香港探親，他們住在弟弟家中，天天忙於會親晤友。
王丹鳳說，香港的老朋友非常熱情，使她這個31年前離開香港的人，感到特別溫暖。
在星期四（9月17日）那天中午，她赴陳雲裳女士的午宴之後，和筆者會晤於文華酒店，因為我看過她主演的許多影片，她又為明報寫過稿，於是邀她和柳和清接受筆者的訪問。
在記錄對她的訪問之前，我得先插一句：陳雲裳女士，是1930年代很紅的演員，比王丹鳳成名得早。當年她在上海的「知名度」，遠在後來在香港成名的林黛、李菁、尤敏之上，她主演過歐陽予倩編劇的《木蘭從軍》等許多影片。
王丹鳳和陳雲裳，都是與香港有淵源的影人，前者在1950年北返上海，後者則自1950年初定居香港。
王丹鳳在香港的時候，是長城影片公司的台柱，主演過《錦繡天堂》、《瑤池鴛鴦》、《瓊樓恨》、《紅樓夢》、《海外情天》等影片。
她離開香港時，還只是26歲的年輕人，與親友重逢於維多利亞海灣時，卻已是56歲的中年人了。雖然，看起來她要比實際的年齡年輕，但是歲月的風霜，畢竟也在她的臉頰留下了記印。
在人生的旅程中，沒有人能喚回「昨天」；「時光倒流」，只是現在「碧麗宮」放映的影片，為我們描繪的「幻覺的形象」。但是，人們腦海裏的記憶幃幕，卻常常會拉回「昨天」──那遙遠遙遠的過去。
王丹鳳和筆者談起了她的「昨天」。她回上海後，參加了上海電影製造廠的工作，在影片《家》、《海魂》、《護士日記》、《女理髮師》、《桃花扇》，擔任主要的角色。她說，那一段日子過得還不錯。
牛棚和上官雲珠
1966年「文革」爆發之後，北京、上海的名演員和名導演，都遭受清算批判，王丹鳳主演的影片《桃花扇》，被江青指名為「大毒草」，於是她被關入牛棚。
王丹鳳說，所謂「牛棚」是關「牛鬼蛇神」的地方，她和黃宗英、上官雲珠，都是「牛鬼蛇神」，同關在上影的一個簡陋舊房子，每天受紅衛兵和「造反派」審訊和「揪鬥」，苦不堪言；那時候，她覺得這一生沒有希望了，出了「牛棚」能踏縫紉機為活，恐怕是最好的「出路」了。
她提到「牛棚」裏的「揪鬥」，我們自然就扯到了上官雲珠。
她說，上官雲珠患過肺病、支氣管炎，在病中她入了牛棚，因為經受不起折磨而跳樓自殺了。她說到這裏，我提起黃宗英在《人民文學》發表的〈星〉；黃宗英的文章說，上官雲珠是遭受了毒打之後自殺的。她寫道：
「高音喇叭的吼叫壓過單調的踏機聲。夕陽費力地穿透糊得厚厚的、塗抹得橫七豎八的窗上的紙層，映照在上官雲珠的身上。此時，她是被帶出去過，剛回『棚』。我們發現她渾身在顫抖，彷彿是凍得發紫的嘴角有一絲血跡。」
在伙房煮大鍋飯
比起上官雲珠、舒繡文，王丹鳳還算是「幸運」的。在「牛棚」關了3年之後，她獲得「解放」，到上海郊區奉賢縣的「五七幹校」勞動了5年。她說，剛在「幹校」的時候，她被分配到伙房，煮大鍋飯；她比了一個手勢，向我解釋「大鍋」之大，然後說：
「第一天下伙房差點哭出來了，因為過去連三幾口人的小鍋飯也沒煮過，現在要用大鍋煮數百人的飯，真不知如何下手；幸好大廚師勸慰她，教她如何『操作』，慢慢也就曉得煮了。」
她說，1958年，她和上官雲珠在上海寶山「下放勞動」，踏過水車種過稻，在農民家裏同食同住；這一段經歷使她有了一點「勞動的基礎」，所以在「幹校」很快就習慣了勞動。
高薪和私用電話
王丹鳳說，文革期間知識分子的日子不好過，是「四人幫」造成的，「打倒四人幫」之後，上海「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她的生活也安穩了。
對於目前的生活，她很滿意；她一再表示，如果不打倒「四人幫」，她的家庭也許受不了，更談不上夫妻兩人一起到香港探親。
她告訴筆者，她全家住在上海陝西南路寬大的公寓，一家3口住了約2000英呎的面積，在上海來說是非常「高級」的了。一個月的房租40元人民幣，相當於初級工人的1個月薪水，在上海市算是最高的房租（通常人家的房租只有3—5元），但她是高薪演員，約只佔夫婦薪金的十分之一，負擔並不重。
她再三提到她受到的「照顧」。她說，她擔任了上海市政協的常務委員，在電影廠裏可以自由選擇劇本，選自己合適的角色演。她家裏有私用電話，──這在上海又是較特殊的事情，普通的居民只能到街道的傳呼站使用電話。
她向我解釋，這是上海電影局對「老一代演員」的「照顧」，她和白楊、秦怡、張瑞芳家裏，都安裝了電話，方便與電影廠的聯絡。
新的年輕演員，薪金是偏低，與高薪的老演員差得太遠──我提起了這件事。王丹鳳說，新演員像大學剛畢業出來的學生一樣，都是40—50元，生活是有些困難，電影局也在考慮改善，但因牽扯到所有行業的工資制度，全盤的考慮時間還得長一點。
電影界40年回憶錄
近3年來，她主演了兩部影片：《玉色蝴蝶》、《兒子孫子和種子》。她已經不適合演青年的角色，而老人的角色適合她發揮的又不多，所以演出的機會不會多，未來將是「回憶的日子」。這正是人生自然的過程。
我談起張瑞芳在《戲劇藝術》連載的回憶錄。王丹鳳說，今後打算寫回憶錄，給新一代的藝術從業員參考。
王丹鳳原籍浙江寧波，在上海出生長大，說一口流利的滬語。16歲的時候（1941年），朱石麟發現她的演戲才能，她便走向了電影演員之路，為大成、國泰、中電二廠拍了不少影片，《民族的火花》、《新漁光曲》、《腸斷天涯》、《月黑風高》等，是她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從1941年到1981年，王丹鳳在電影界整整有40年；人生很難有兩個40年，現在倒是寫回憶錄的時候了。預祝她的回憶錄早日發表！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