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月27日）是中秋節，又是「佔中」一周年前夕，在一份報章的頭版看到「一羣愛香港的熱心市民」致「參與佔中的民主烈士」的公開信，說「感謝熱愛香港和祖國的你們」，「民主烈士的努力和成就令香港人感到驕傲」，又說此事「令全世界瞭解中國的寬大包容、香港的開放自由，印證了香港是全球最民主的城市」。
最近在網上讀到作家草雪的一篇文章，題為〈我城〉，其中提到她早於1982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傘與人」的文章：「我由《秋水伊人》（港譯《雪堡雨傘》）那齣法國電影的開場俯瞰鏡頭、那一把把撐開的彩色繽紛的傘面說起。末段我的結論是：『人雖是稠密，但每人手中的傘子都把四周的人隔着，人各自在自己的傘下自衛、尋夢，一把把不同顏色的傘子，一個個不同心態的自我，組合着看似瑰瑋的彩虹，永遠往來不息。』」
名列「佔中三子」的陳健民教授剛在網上剛發表〈革命的誘惑〉一文，寫道：「真正有重大分歧的，是三子與『勇武派』對運動的本質的判斷。在語言上，勇武派稱呼佔領為『雨傘革命』或『遮打革命』。既冠以革命之名，應涉及以抗爭，甚至暴力手段推翻梁振英政權和整個政治制度。」「勇武派……指摘三子和學生領袖軟弱，卻沒提出勇武抗爭如何爭取更廣泛的支持和避免……可能的悲劇結果。」
「佔中」運動中，香港社會撕裂為「黃」、「藍」兩大陣營，時至今日，社會的創傷仍未痊癒。「愛國愛港」人士和追求「民主」和「真普選」的人士的對立依然嚴重，中方人士的「特首地位超然論」、香港須「去殖民化」的觀點以及批評香港有「去中國化」的趨勢，在社會引起很大爭論，反映中央方面和部分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存在較大的分歧。這情況下，對「後佔中」時代「一國兩制」如何走下去的理性思考是十分必要的，對「佔領」運動的反思也是有益的。
當局相對寬容 佔領者相對剋制
有消息指出，北京方面把「佔中」定性為「顏色革命」。上面引用到陳健民的文章，反映至少有部分佔領人士的確以革命者自居。相對來說，佔中三子採取比較溫和與務實的策略，並在羣眾結束其佔領行動之前向警方自首；即使是反對「佔中」的人士也可以肯定三子這個決定的「懸崖勒馬」、「回頭是岸」的意義。環顧世界，不單是第三世界國家，即使是在歐美國家，像香港去年這樣大規模和持續的羣眾抗議行動，最終不釀成暴動而流血收場，實在是頗為罕見的。本文引述的第一段文字提到「中國的寬大包容、香港的開放自由」，這固然可以成立，但如果沒有絕大部分佔領者的和平與理性，佔領運動在大致和平的情況下「清場」，也不容易實現。當局的相對寬容和佔領者的相對克制，都是佔領運動沒有升級為暴動的必要條件，缺一不可，相輔相成，香港因而避過一劫，可謂不幸中的大幸。
上文引用的第二段文字，談到人們在雨傘下尋夢，雖然寫於「雨傘運動」發生前的30多年，卻可能可以形容參與這場運動的一些香港市民的心態。他們有中年人、老年人，但更多是青年人。不是來參與「顏色革命」（他們大部分可能不知道什麼是「顏色革命」），他們只是以身體行動來追求一個「民主夢」。其實當前中國官方話語中也有使用「夢」的比喻，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追求「民主夢」的香港年輕人不一定是不愛國的，我相信他們絕大部分是愛國的，也會認同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中共第18屆三中全會訂出的目標。
被時代選中的我們
在「後佔中」時代，我仍然相信，「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對於「中國夢」的實現，可以作出積極的貢獻。它不但不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負累，而且是它的資產。正如2014年國務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結束語」所云：「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從多個維度觀察，香港仍是中國境內最現代化的都市，不單在人均收入居於前列（雖然亞於澳門），而且在人權、自由、法治和民主制度方面，在其多元和開放的思想文化方面，也有值得港人珍惜和自豪之處。
英語有一句話：”What unites us is greater than what divides us” （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力量遠超於把我們分離的力量）。西方思想中有這樣的概念：雖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你的意見的權利。持不同政見的人是不是一定要互相仇視、憎恨和咒駡？他們能否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對話、理性溝通，嘗試求同存異，從而在一定範圍內達成共識？「一國兩制」下，香港社會能否找到一條「獨特的民主路」（借自劉兆佳教授《香港的獨特民主路》一書），在不與「一國」原則「對抗」的前提下活出尊嚴？這便是「被時代選中的我們」（此詞借用自《被時代選中的我們》一書）所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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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