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一實彈射擊」，是繼「十一實彈射擊」（註1）之後震驚社會的流血事件。《紐約時報》的署名評論，稱11月11日是「香港野蠻暴力日」（Hong Kong’s Day of Widespread Violence）。
被射擊的21歲年輕人，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醫院已為他取出彈片，但肝臟、肺臟受損，生命垂危。事發後輿論譁然，質疑實彈射擊手無寸鐵年輕人的正當性。
11月12日以來，有中環的白領「快閃行街」（又稱「和你lunch（午餐）」）、幾間大學的示威，抗議執法方濫權、用武過度。執法方則聲稱，正常處置「暴徒」的暴力。
英、美政府和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發聲明，呼籲各方停止暴力，以對話方式解決紛爭，維護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
大炮轟小鳥 兩大爭議處
交通警行使執法權，可以適當使用武器。所謂適當，是必須遵循法律的規範、法定規則的約束；最大的約束之一，是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8月9日拙文〈大炮猛轟小鳥浸大生太冤了？〉（註2），曾有簡要解釋：「德國法學家奧托‧邁爾（Ottomayer）提出比例原則，泛指公權力的行使與維護公民權的大致對稱（均衡）狀態，為達致目的採用的手段要妥當。」
「雙十一實彈射擊」之引起質疑，第一是開槍者面對的危險，與使用的殺人武器、射擊手段「不成比例」，即自己的低危險與受害者生命的大風險失衡（不對稱、不平衡）；第二，是程序層面的「不成比例」。
美國國務院11日聲明，對「不合理使用致命武力」表示「嚴重關切」；英國外交部提到警方不可作出不合比例的反應（攻擊），就是針對全球通用的「比例原則」。
開槍太兒戲 違比例原則
「雙十一實彈射擊」後，官方聲稱交通警在西灣河清理路障，受到兩個年輕人近距離攻擊，他們圖謀搶槍，令他有生命受威脅之感，故以實彈開槍。這與「十一實彈射擊」的說詞相似，是推卸責任的藉口。
交通警如確受搶槍和生命安全的威脅，民眾或無話可說。但現場的市民對其開槍的正當性多表懷疑，並立即質問（一位街坊阿嬸因此被推倒並針對眼睛噴胡椒劑）。
現場電視記錄的場景是：兩位年輕人（白衣和黑衣）都是手無寸鐵，靠近交通警只是「口角行為」，頂多可稱為妨礙清理路障，並無搶槍的實質行動，不可能威脅他的生命安全。交通警向胸、腹部實彈開槍，卻有奪命之險，殺人武器的使用，與面對的臨場危險不成比例。
在程序層面缺乏公義，也是爭論之處。交通警擔心空手的年輕人走近，大可先揮舞警棍；如「阻嚇」不了，可再向天開槍預警。怎可在非緊急危險之下不預警就發射實彈？這是對民眾生命的兒戲。
聯合國公約 珍視生命權
「雙十一實彈槍擊」是否違背香港和聯合國的公約？
聯合國的《執法人員行為守則》（聯合國1979年12月第34/169號決議）和《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1990年9月），對人道、生命安全和用武的比例原則，有明確的規範（下引譯文據聯合國的公約與宣言檢索系統）。
《執法人員行為守則》重執法者的責任、維護人權、使用武器必須是「絕對必要」。
它規定執法者需有其專業的「高度責任感」，「保護人人不受非法行為的傷害」（第1條）；執勤「應尊重並保護人的尊嚴，並且維護每個人的人權」（第2條），「只有在絕對必要時才能使用武力」（第3條）。
根據上述第3條及聯合國決議案，《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規定，執法者必須注重「保護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權利」，在不得不使用武力和火器時，需克制，盡量減少傷害「並尊重和保全人命」（第5條第a、b款）；確保只在適當情況下才使用火器，並盡量避免不必要傷害（第11條第b款）。
對於「適當」，第9條的表述是：
「只有在為了保護生命而確定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才可「使用致命火器」。
違背法律的武力（暴力、虐待）行為，將受刑事責任的追究。
香港的《警察通例》，也有相關的規定。
以上述的法律文獻，與「雙十一實彈射擊」場景比較觀察，可以發現十一和雙十一的實彈射擊，與法律的規範有很大落差。
連普通市民、路過現場的街坊，憑常識就可判斷近距離發實彈並無「必要性」，懷疑其正當性，也因此衍生11至13日的街頭抗議。
勿掩蓋真相 設立調委會
香港警隊本稱為亞洲優良的執法團隊，近期的大學民調顯示，民眾的信任度急劇下降。
《明報》和中文大學合作的民調結果是：對警隊信任的平均評分只有2.2分（最高10分、最低零分）；完全不信任的（零分）佔51%，完全信任的（10分）只有9%。
這並非民眾刻意與警察過不去。
官民、警民糾結日益加深，有錯綜複雜的社會因素，「一國屋簷」下兩制邊界的模糊化，政治干預導致許多港人對自由、法治的憂患意識，激化了社會抗爭。在抗爭中，官民、警民的互信幾近崩潰邊緣。
互信的喪失，與街頭武鬥的勇武派暴力和警暴有關。
重建互信關係，舉步艱難。公權一方首先應信守法律行事。香港大律師公會10月16日致會員函，稱「政府所有行為也要合法」，沒有比「不負責的政府向公眾施暴更為蠶食法治」（註3）。
公權一方應正視民眾的生命價值，關注人的尊嚴；在執法中不要阻撓和延誤人道救濟或司法救濟（如醫護救治或會見律師），否則會積聚更深的民怨，難以平息街頭抗爭。
許多港人站出來發聲，是在尋求真相，因而厭惡迴避問責的各種藉口。七二一、八三一事件之後，民意大轉向，本不參與和理非請願者，不少人也出來「行街」，社區則有街坊派的興起。這是官方掩蓋真相、迴避七二一、八三一問責造成的民怨。
官方拒絕設立宏觀層面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與微觀層面、處理個案調查的監警會沒有職權的重疊），加深香港的政治危機。
註釋：
本文原題〈又是實彈開槍漠視生命價值〉，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