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啟之（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遺忘有損於歷史研究，有益於個人心情。書法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啟功先生晚年「不願溫習煩惱」即此類也。其《口述歷史》極少談及沉痛傷心之事，尤其是迴避文革。他的日記亦然。這裏沒有議論，沒有喜怒，沒有臧否。你看不到真實的思想，看不到真正的感情，看不到一絲一毫心靈的躍動。呈現在你面前的，只是一行行流水賬：那天看醫生，吃了什麼藥。那天學社論，那天掃廁所。
他知道老友劉盼遂教授被紅衛兵按入水缸淹死，知道中文系的同事黃藥眠被掛牌遊街，知道譚厚蘭帶人砸了孔廟，但他在日記中不著一字。他看到紅衛兵抄家燒書，看到彭德懷、張聞天在校內挨鬥，看到工農子弟隨延堂讓老校長劉漠下跪，但他在日記中不發一言。他只有在夢裏才流露一點感情：「夢援師來病房看我，我迎去抱住，見言笑如平時，似未知其已死，又似知其其已死復來，故迎抱也，旋醒。」（援師即他的老師，史學家陳垣）。編者說，啟功日記的風格是平淡冷峻。冷峻實為溢美，平淡應為平實。
啟功先生的日記按時間分四部分：六十年代（1966－1968），七十年代（1971－1973），八十年代（1982－1987），九十年代（1990）。最有史料價值的是前兩部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大學教師每天在做什麼（互相揭發批鬥、勞動），看出他們在讀什麼（毛著、社論、大字報）；看出他們的個人遭際、生活狀態以及思想活動。如1966年10月28日，啟功記下學習老三篇後打掃衛生的心得八條，其五曰：曾不知如何一掃贖一罪，而是改造思想意識，如何看待勞動，是否甘心做勤務員。其七曰：昨天想到帝洋（即美帝，洋人）曾說中國髒，今一樓潔淨，也是一種工作，與民族光榮有關的工作。其八曰：「低級趣味的人」初只覺指流氓、嬉皮、無賴等，今知與人民無益剝階思想都是低級趣味，作為人民勤務員是不低級趣味。
在那言多語失的時代，啟功的日記絕大多數是三言兩語。但是1966年10月30日日記卻特別長。因為同事揭發他的「四個口袋」的罪行。他要用文字逐一交代。請看這一天的日記：「在約62年近夏時，舊總支提出所謂發揮潛力的號召，叫老教師們各自貢獻所長……我說我的知識有四個方面，我將各個方面積累的材料各置一處。因平時有些零星札記或草稿，常放在紙袋中，所以我用「口袋」代表這四堆材料。我說我有四個口袋，一是古典文學的一些心得，如註釋等，包括擬作的詩律研究等；二是關於書記方面的筆記，這方面擬寫關於怎樣寫字的文章；三是文物鑑別方面的筆記，如繁瑣考證的《蘭亭帖考》；四是清代掌故方面的，這方面寫成《讀紅樓夢札記》。我這時的思想，是想表露我的專長，使人知道我擅長的方面多，也是想在這幾個『市場』貼廣告，以使將來出賣自己這些罪惡的貨底。……我現在覺得劉漠這樣的黑幫分了對我這種表現欣賞完全是合邏輯的，因為我的腐朽的一套罪惡貨底，正合他們的口味，他們拿了我的這說法去毒害青年學生，我有一份罪惡……應該詳加檢查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親歷北師大文革的柴劍虹為日記做的註釋，我們由此知道了事情的複雜。1966年8月27日，啟功先生在日記寫道：「上下午學習看大字報，下午報告紅衛兵，願交出所有自存一切書籍等物，晚紅衛兵到家查封書籍等。」柴劍虹做注：「當天中文第大隊紅衛兵王永敬、彭加瑾等同學，搶在造反派挺進大隊之前，到啟功先生家中，將紅衛兵組織的封條貼在書櫃上，保護了啟功先生的書籍免遭抄檢劫運。啟功先生對此事一直心存感激之意。王、彭二位後來亦因張貼質疑中央文革的大字報被打成反革命。」
突然想起了張中曉和他的《無樓夢隨筆》，或許將來的中國會產生一門學問——解讀毛澤東時代的私人日記的學問。教授博導們會告訴學生，如何從豆腐賬裏看出時代的信息，從認罪書中看出人性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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