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說脊樑引發港人思索

沿着時光隧道，瀏覽歷史屏幕，仿佛有聆聽古代學問家、思想家的教誨之樂。例如北宋文學家歐陽修（1007—1072）言：「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與高司諫書〉），讓人思索：勿曲意逢迎，要明辨是非，秉持社會公義，做正直的讀書人。

北大雙甲子爭思想自由

在戴口罩、防「禍從口出」的「保護主義」之下，北京大學竟有另類聲音：呼籲知識界挺直脊樑，努力追求自由。這是令人意外的「新鮮事」，這種聲音或引發港人思索：在還有法治和言論自由的香港，讀書人更應尊重事實，挺直脊樑講真話、為民請命。

發出另類聲音的，是北大元培學院副院長、神經生物學教授、48歲的李沉簡。

3月23日，他在網絡發刊〈挺直脊樑拒做犬儒——戊戌雙甲子、北大一二○紀念〉，被許多民間網站轉帖，北大校園的黨官則忙於指令師生刪帖。

從帖文的副題，可知作者是對清末戊戌變法（1898）120周年、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雙甲子有感而發。〈思維漫步〉欄3月1日拙文，曾提及戊戌變法：「清末的戊戌變法，是針對清朝慈禧太后的集權和社會經濟衰落，試圖從變法維新走向立憲民主路。變法失敗，導致立憲民主夢落空。」

北大走過120年漫長之路，曾經是思想自由保壘，出過不屈從於權勢和政治迫害的硬漢；在政治干預日深之下，也有許多獻媚、落井下石之徒。

蔡元培校長樹北大精神

李沉簡教授沿着北大120年之路，思索戊戌變法的憲政民主思潮、北大曾經有過的自由傳統，發出了感時憂民之言。

帖文的內容，本欄歸納為六要點：

一，「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北大精神，「自由從來不是天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北大之所以成為中國神聖的殿堂，不僅因為她有思想，更因為她有為了理念不惜付出一切的師生」；

二，北大精神的形成，關乎思想領袖、早期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浙江—1940香港），他是「萬世師表」，「挺直脊樑、拒絕做犬儒的男子漢」；

三，蔡元培之後北大的「典範」，有胡適（1891—1962），還有「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在批判之下拒不認錯」的馬寅初（1882—1982），「在瘋狂的文革年代毫不退縮，隻身和反人類的罪惡鬥爭到底，直到被槍殺」的林昭（1932—1968）。他們「承載着北大人的傲骨、公民的尊嚴」；

四，一味逢迎、獻媚的「犬儒」。除了「牆頭草」郭沫若（1892—1978），「更可怕的是像經過加州理工學院最良好科學訓練的錢學森，也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為畝產十幾萬斤……笑掉大牙的謊言搖旗吶喊」；

五，慨嘆：「教育系統性培養精明乖巧的撒謊者，而不是真理的捍衛者」，「人們……被強迫加入諂媚奉承大合唱」，「多少人是精明地昧著良心、為自保而誣害同事，為加官進爵而落井下石」；

六，呼籲：「至少做到不出賣人的起碼尊嚴和思想獨立」。

為一份良知上帖而辭職

李沉簡上帖前，已表示辭去北大元培書院副院長職。據北京民間網絡、微博的消息，院長鄂維南、副院長張旭東均提出辭職，但北大於3月下旬發表接訪來賓消息，稱鄂、張以院長、副院長身份接待美國耶魯大學副校長。

這3位崇尚北大元培精神的思考者，都出生於1960年代，在中國大陸讀大學、在美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是新一代傑出學者（表），仍保留美國的大學教職。

在李沉簡呼籲「挺直脊樑」之前，老一輩學者如資中筠，早就有社會啟蒙的使命感，討論讀書人的脊樑，論及真正的愛國是崇尚自由和法治、敬重以人為本的文明國家（註1）。這幾位精英的社會關懷，恰又突顯思考型讀書人的良知、社會責任。

馬寅初硬漢林昭講真話

對於北大典範人物，香港年輕讀者未必熟悉。其中，馬寅初早年曾任北大經濟系教授、教務長，1951—1960年當北大校長。1958、1959年，毛指令清算他的新人口論，批判其適度控制人口、實行節育的主張；在政治壓力下，他拒絕檢討：「決不向專以壓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註2）

林昭是1950年代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學生，1957年因講真話定為右派分子受迫害。後因批評大躍進、議論大飢荒被關入上海監牢，備受折磨，1968年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遭處決。事後，家屬遭索取「處決反革命子彈費」五分錢（註3）。

除了林昭，北大「學生右派」還有哲學系的黃立眾，因批評人民公社導致大飢荒，為農民請命而被處決（註4）。

北大的典範人物，帖文漏掉儒家學者梁漱溟（1893—1988），令人遺憾。1953年，他在政協會議上頂撞毛澤東，為農民請命。

周一良奉承馮友蘭獻媚

至於曲意逢迎的獻媚者，帖文提到北大之外的郭沫若和錢學森，他們逢迎荒謬的「大躍進」和愚民、個人崇拜的造神（註5）。

帖文未提北大的一群獻媚者，例如資深名教授馮友蘭（哲學）、周一良（歷史）、魏建功（中文）；毛文革時（1966—1976），他們是江青指揮的兩校（北大、清華）批判組「梁效」之顧問，在「批孔批周公」中極力迎合毛和江（註6）。

早在李沉簡說脊樑之前，謝寧的《我在北京大學三十年》，就述評北大傳統精神的消失。她在1981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5年起在北大黨委辦公室任職，30年所見所聞令她對北大失望。

她推崇蔡元培、胡適和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但慨嘆他們的時代已過去。自1989學潮之後，北大改變了走向，往工具化走。她說：「北大從一個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聖地，最終蛻變為八卦新聞笑柄」，「燕園只有西門外兩個石獅子是乾淨的」；她又說：「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是這樣的清流，而現在的北大則自覺自願地融入了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