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中國未來的趨勢和必須關注的三個課題

 

 

接到寫作邀請，我本能地想到兩個題目，一是從中國宏觀經濟周期變化的描述中看經濟發展，二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變化的客觀描述，因為這都與我多年的工作密切相關。但又發現這些題目的技術性太強，希望找到一個全景性的話題，可以歸納對過去改革開放的認識和對未來發展的展望。最近我到上海、廣東、山東、遼寧和甘肅等地區做了一次關於發展路徑的專題調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區發生巨大變化的原因，認識不同地區未來面臨的各種挑戰，在調研過程中，腦海中突然浮現這一題目，覺得這個題目讓人興奮，足以概括對以往和未來增長的主要看法。

 

 

改革初期，鄧小平同志決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那時，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這項歷史性決策的非凡意義，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人懷念「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平均主義貧困和那時享有的精神特權，但是中國已經向前邁出了不可逆轉的一大步。

 

在30年時間之內，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200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4.6萬億人民幣，平均增長高達9.75%，經濟總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國際貿易量超過2.1萬億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幣上升到2007年的1.8萬多元，約合2500美元，農村貧困人口由2.5億減少到約2000萬人，人均預期壽命從20世紀50年代的四十多歲提高到今天的72歲，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位次也從第10位一路躍升到第4位。奇跡不僅發生在北京、上海、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樣的增長奇跡在全國很多地區都先後出現，即便在甘肅的定西地區，這個被聯合國有關專家定義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貧困地方，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經濟總量在過去30年增長了10倍，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8.4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約6.8倍。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衡量，都可以說，中國創造了人類社會大國經濟增長的奇跡。

 

總結發展現像的永恆主題是，為什麼有些國家和地區由窮變富，以及如何實現由窮變富，怎樣防止富國由盛到衰？發展似乎是有規律的歷史現像，但發展的原因有時讓人困惑，發展的結果往往出乎意料。從中國變化的實際出發，我們看到，準備轉軌的巨大經濟體在最初經歷了危機和重創，受重大歷史事件影響，對傳統思想觀念批判和要求變化的強烈社會共識逐步形成，這使得發動改革的新思想獲得了光電一般的傳播速度。偉大的歷史人物出現，正確的重大決策使得思想解凍成為發展的實踐。在正確的戰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類激勵因素不斷積累，相互激發，鑄就著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持續和超常規的增長現像成為標志性的特徵。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成績的原因眾說紛紜，有著完全不同的解釋。

 

從大的方面來說，中國走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在解釋成績的原因時，我認為有幾點是非常重要的：

 

 

歷史反覆證明，重大的危機推動形成新的社會共識，好的社會共識是歷史進步的強大推動力量。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動亂」，那時中國經濟已經走到崩潰邊緣。如果沒有經歷文化革命的災難，沒有對「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國人認識到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理論的錯誤和荒謬，認識到了閉關鎖國的嚴重惡果和悲劇結局，也認識到了作為一個人所經歷的可怕危機和噩夢。擺脫貧困和結束動亂，是全民族的強烈願望，推動改革和開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強烈期盼。這就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社會共識。鄧小平同志的正確決策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強烈要求。

 

需要看到，經歷「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難和深刻思考，為改革開放準備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價值認同，也準備了充足的人力資本資源。全民族對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創新與激勵、權威與民主、中國與世界等問題的理性認識，則是歷史給予中國極其寶貴的國家財富。和歷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國家一樣，中國經歷了危機催生復興的歷史過程。比俄羅斯幸運的是，中國領導人在關鍵的時刻選準了經濟起飛的戰略方向。

 

 

中國改革之初，恰是國際上一些國家經濟走向全球經濟的轉折時期。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已經無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負擔，大量產業需要轉移，世界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中國。中國已經具備良好的基礎和諸多條件。只要堅決開放，就可以納入國際分工體系，關鍵在於決策。這就是當時世界的長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堅定地放棄了閉關鎖國路線，幸運地抓住全球化加快發展的歷史機會，毫不猶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過程是漸進和務實的。從開放思想和理論的傳播、新產品的引進、對外貿易的擴大和利用外資的拓展，然後到全面對外開放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使中國及時利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經濟最好的實踐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為重要的是，對外開放對舊的計劃體制起到衝擊、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這一進程中，歷代領導人的正確決策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以往開放的歷史記憶、海外華人、國際研究機構和企業家的智慧、一批學者的探索功不可沒，沿海地區一批富有冒險精神和勇於實踐的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則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建國後打下的基礎和巨大的勞動力供給則起到支柱作用。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中國發展的重要結論。

 

承認和保護個人和企業的經濟利益追求，重視發揮市場競爭的作用，重視保護產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和政府的導向作用，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主要實踐。中國堅持自己的特色，沒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視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但也認識到市場機制發育的長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如果從大的方面回顧，改革最為核心的變化是承認物質利益追求和保護合法的經濟利益。這是從80年代安徽和四川農村改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從農村改革進入國有企業的改革，直到處理中央和地方關係的稅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體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處，都在這一最基本的問題上堅持了市場制度的信條。

 

以漸進的方法引入競爭機制，並且逐步健全適合國情的產權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國的獨特之處，在學院經濟學家圍繞產權和競爭激烈爭論著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區域之間，中國找到了現實存在的灰色區間，在市場化這一根本問題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值得提出的是，中國在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上非常務實，因為兩者最終都是為發展服務的。在發展的初期，市場體系並不存在，企業家階層也軟弱無力，政府在培育市場和促進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的關係逐步發生變化，企業家階層開始成長並且發揮重要作用。這是具有制高點意義的問題，各個高增長的地區都有一個善於引導的政府，雖然發揮作用的方式很難用同一個公式表述。改革後的稅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競爭關係，明智的地方政府為了實現增長，更加重視發揮企業家的作用，這是詮釋中國出現高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今後的挑戰可能恰恰來源於這個環節。

 

 

政治和經濟從來沒法分開，經濟學從來都是政治經濟學。從改革後歷代中國領導人都把政治穩定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中國的經濟基礎不可能承受脫離實際的政治風波，中國歷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條件決定著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徑。正確的道路是逐步發展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制，加快實現依法治國。政府重視發揮國家發展戰略的導向作用和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重視發揮中國政治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當然這裡肯定的是在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為。

 

各級政府認識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經證明失敗的路線已經沒有必要再重新論證，重要的是務實地、符合規律地推動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來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來和享有全面發展的權利。當然，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之後，轉變政府職能、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會日益加強，這是未來發展的嶄新課題。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點」。全球化背景下欠發達國家發展戰略的基本問題，是在全球市場分工體系中找到和發揮比較優勢。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後發比較優勢明顯存在，主要包括：工業化加速產生的巨大市場規模優勢、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二元結構落差優勢、高儲蓄率、國際資本流動等。這些和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相結合，成為巨大的增長動能。

 

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從地理位置優勢、勞動力素質到產業布局優勢和成本優勢。比較優勢從來都是一個動態現像，發展初期的不利條件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會逐步變成新的比較優勢，這是快速發展大國中比較普遍的區域發展現像。如果相對落後地區找到了適合發揮自己比較優勢的商業模式和具備融入市場體系能力的話，這些地區就開始進入經濟快速增長的軌道。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中國每個成功的省、甚至各個成功的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其獨特之處在於激勵經濟發展的不同變量作出了極不相同的貢獻，但在本質上又有相似之處。

 

經濟增長表面的決定因素是資本、勞動、技術和地理優勢，但是最終起作用的是文化和習慣的遺傳。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在改革開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漸進的傳統和中庸文化特點摸索改革路徑。「和為貴」的思想和包容多樣的風格自然地和各類經濟因素結合起來，隨著經濟發展而產生不斷擴大的作用，成為看不見的又時時可以感覺到的國家軟實力。

 

在中國不同地區成功的背後，通常的解釋變量離不開資本形成、產權保護、企業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術創新或生產組織創新、重大的外部機會等經典因素，但如果追根問底，為什麼在這裡而不是在那裡發生了如此這般的變化時，解釋變量往往要回到歷史文化因素中去尋覓。上海、廣東和山東發展模式明顯不同，這是地理文化和歷史淵源的區別。一些西方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時指出的歷史沉重記憶和文化沉澱，在發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當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和發展理念發生根本變化後，傳統的中華文化與全球化的新趨勢結合，則轉化成為巨大的發展動力，現在的確需要對中國優秀文化的認祖歸宗。

 

總的來看，中國出現的增長奇跡是適應外部環境變化、凝聚社會共識、調整激勵結構、發揮生產要素價格相對比較優勢和文化潛在力量的結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奧。在這部分，不應忽視和沒有深入分析的有三個問題：過去30年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大國經濟失衡現像和相對比較優勢變化的描述、中國經濟非均衡的特點和廣義上的價格扭曲對增長的正面和負面影響、幾次經濟周期變化中不同發展階段的改革特點。這三點都極為重要，但在較短時間內沒有進入細節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斷。最後決定在這次寫作過程中「抓大放小」，這一點想特別向讀者加以說明。

 

 

中國的增長奇跡沒有劃上歷史的句號。已經取得的成績讓人振奮，但它畢竟是階段性的歷史成果，作為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躍升的國家，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機會。按照黨的十七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或超過5000美元，發展的協調性大大增強，國內市場規模全面擴大，社會和諧程度逐步提高，發展前景是非常樂觀的。但是中國發展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發展前景甚至存在兩種可能性。站在這歷史十字路口，發展中國家走勢分化的歷史教訓需要深刻汲取，對中國未來新的挑戰需要準確界定。

 

寫到這裡的時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國駐華大使高毅先生約我共進晚餐，那時康德蘇先生剛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退職。康德蘇回憶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時，要迎接新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到國際貨幣基金做慣例拜訪。從白宮到國際貨幣基金有十五分鐘車程。康德蘇苦思冥想，試圖提出一個讓新任美國總統在十五分鐘回答不完的問題，以避免路途無話可說的尷尬。他問的是，總統先生，您最近經常思考的幾個問題中，哪一個問題不斷出現？克林頓思考片刻後說，我想是中國，如果中國實現城市化和轎車進入家庭，中國和世界會發生哪些變化？於是克林頓開始了他擅長的推理。果然直到終點新總統的話還沒說完。

 

克林頓思考的問題是，如果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美國應當如何應對？他顯然是站在全球視角考慮問題的。今天當中國已經成為大國開放經濟體之後，我們顯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樹立全球視野，做些更長期的展望。我們的確需要歸納一下，在我們這個十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實現現代化，將會面臨哪些主要的機會和挑戰。經濟發展的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未來中國的變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國家和自身歷史的重復和再現。和早期發達國家不同，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復合型而不是線性的，隨著時間推移，挑戰不會簡單化而是更加復雜，但機會將伴隨挑戰同時出現。

 

在諸多反覆討論過的課題中，我想特別提到三個長期問題：

 

 

無論世界經濟格局如何變化，全球化進程都在加快，中國作為大國開放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互動性都在全面加強，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國與30年前已經大不相同。當中國決定對外開放時，世界流行的是多邊自由貿易體制、資本自由流動和放松管制，勞動和資本相對價格的變化使全球制造業資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國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憑借比較優勢自然融入全球分工體系。

 

但是今天，暫且不談政治因素，世界經濟生產要素的長期供求格局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崛起使對初級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時，受資源儲量、土地面積、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初級產品供給出現價格剛性制約，這使得初級產品價格變化進入了結構性加速上升期，依賴於少數大國最終市場的亞洲模式受到挑戰；另一方面，不斷增加的全球生產能力和全球市場空間狹小的矛盾突出，這使得自由貿易體制在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主義衝擊下已經殘缺不全。另外，發達國家虛擬經濟的發展，使投機式的發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升級，全球金融體系變得十分脆弱，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濟結構加快升級的國家不斷面臨金融危機的挑戰。更嚴重的問題是，全球氣候變暖成為不爭的現實，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將引發水源斷流、難民劇增、糧食供應不足等涉及人類社會生存的基本問題，這使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在復雜國際環境下，中國同時面臨自己獨特的課題。從宏觀格局看，國內儲蓄和消費高度失衡使得過大生產能力高度依賴國際市場，這種增長格局的可持續性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已經不復存在。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約70%的水平，風險和成本都在明顯擴大。從長期供給條件來看，過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發展模式使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資源和環境壓力。石油和部分農產品等初級產品的進口是長期現像，水和土地已經成為最稀缺的自然資源。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點出現得過早。

 

總之，國際市場狹小、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國內成本優勢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加大，這些新的長期趨勢說明，傳統的粗放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要求中國在全球經濟準確界定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更重視熊彼特增長模式和羅默增長模式的研究，充分發揮知識和人力資本作用，創造條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新的合適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來我們要做好兩件大事：

（1）中國要加快調整儲蓄和消費的關係，逐步成為內生性的需求大國，為全球提供巨大市場。

（2）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投資效率，提升服務業的比重，使產業結構和國內資源稟賦相匹配。

 

在新的環境下，中國要反思趕超型的工業化路徑，努力走出一條依靠國內市場需求拉動、建立新的產業體系和形成創新能力的路徑，同時用和平方式與資源供給國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戰略分工。

 

 

在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這四個趨勢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復雜的命題。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業化的載體、市場化的平台和國際化的舞台。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向城市成為市民，是消除二元結構的根本出路，也是擴大國內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更重要的是，正確的城市化道路選擇是實現國家糧食安全的保證，我國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在城市和農村同時實現適度規模經濟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選擇。

 

記得1993年齊懷遠部長帶隊參加達沃斯論壇，他派我參加經濟政要的圓桌討論。我是職位最低但是被提問最多的官員。會後，新加坡總統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廣東音很重的國語對我說：「劉鶴，中國最大的挑戰是城市化，10億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變世界，但是你們的壓力將是史無前例的。」李光耀說的是正確的。圍繞城市化和大規模人口轉移，過去30年我們遇到多少復雜的挑戰和難題？糧食安全、農民利益、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社保制度、轉移勞動力素質、政府考核方法、財稅制度、社會穩定甚至人權問題。2008年初的南方雪災表明，由於缺乏區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規模勞動力長距離流動性就業，是造成雪災發生後交通堵塞的結構性原因。中國的基本國情使得生產力布局的長期供求關係遠離均衡點，城市化模式的戰略選擇必須是國家行為。但是，自然經濟思維和利益分割的實踐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在過去30年，我們大約轉移了不到3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但卻佔用了將近10億畝的農田，城市化付出的代價十分昂貴。在城市化模式選擇上的猶豫，使得分工、專業化協作、規模經濟、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生態等觀念的實踐都面臨很大困難。

 

回顧近300年現代化的歷史，世界經歷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興起，這是工業化和分工深化的結果，我們沒有趕上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擴散，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們經歷了這一次浪潮，但是對此有所誤解。目前全球開始了第三輪城市化浪潮，主要特點是通過強化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網絡聯繫（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國際競爭力。這個趨勢在倫敦、巴黎、柏林、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東京、大阪等城市開始起步，大城市獲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對這些新趨勢和國內城市化進程挑戰諸多的背景，從戰略上，我們需要認清潮流，從我國人多地少的實際出發，按照建立主體功能區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從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發展規劃，對混亂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相應做好政府事權劃分、財稅、住房、教育、社會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設計，培育和創造符合中國在全球經濟定位的大城市圈。從戰術上，需要接受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大城市病」的教訓，審慎和負責地處理各類現實問題，在建立城市功能區、接受大量轉移勞動力和治理大城市帶來的噪音、空氣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決社會難題等方面走出符合國情的新路徑。

 

 

經濟增長、合理分配和可持續性是發展概念的基本內涵。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則是高層面的終極目標。改革開放30年，我們已經實現了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的階段性目標，一個人口數量逐步擴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正在出現。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這個階層的比重還是偏低，可能不足20%，難以支撐國內消費需求擴大和社會長治久安。為擴大「有恆產、有恆心」的中等收入階層創造條件，是實現國家繁榮穩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國從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重要標志。因此我認為，黨的十七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佔多數的目標。國際經驗也表明，建立好的社會階層結構至關重要，但是難度超過實現高速增長，因為增長的相關變量是快變量，而中等收入者穩步上升需要創造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更多，有很多是慢變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這個過程中甚至充滿陷阱。

 

國內一直討論拉美教訓問題。拉美的情況比較復雜，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過專題調研，我發現國內對拉美教訓有很多誤解。所謂的「拉美教訓」並不是被人們輕信的結論和判斷，全球化、市場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訓的元凶。拉美國家真正的教訓是，在軍政府向所謂的民主政府轉化過程中，政府普遍採取了民粹主義的辦法拉選票，放棄財政紀律和產權保護原則，做出各種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諾，致使通貨膨脹加劇和外債高築，造成政治和經濟周期的大起大落和兩極分化。更為深層次的是，因為缺乏中等收入者階層的理性制約，才導致了拉美民粹主義的嚴重情結。在拉美訪問時，智利的傑出研究人員們向我介紹，總結以往教訓，發現忽視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員大量失業，造成貧困的再生且惡性循環。但隨後發現，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發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質量超過公立教育，教育質量差別又轉化為巨大的收入差別。而造成教育質量差別的原因，是公立教師激勵不足。他們不無感慨地對我說，一旦進入兩極分化的陷阱，要花幾十年的時間才能走出來。他們的話是意味深長的。

 

十分清楚，使廣大低收入者轉變為有固定職業、有房產和努力向上的中產者，是避免中等國家陷阱的戰略舉措，是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實現這個目標不是靠補貼和社會同情所能解決的，有時為了勞動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於其長期利益，因為這些做法往往使勞動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歸於社會，而忽視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勞動者具備適應市場競爭和全球環境變化的能力和韌性。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過：「一個哲學家和一個街頭搬運夫的差別，似乎不是由於天賦、而是由於習慣、風俗和教育產生的」（當時哲學家處於社會頂層）。改變落後的習慣，加強教育和提高教育質量，是減少貧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照樣可以在東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後的環境將完全不同。

 

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中指出：「現代性的特徵之一，在於外延性和意向性兩極之間不斷增長的交互關聯：一極是全球化的諸多影響，另一極是個人素質的改變」。我們的教育要使個人心理和能力素質適應全球化的變化，應當更加強調兩個不可分割的內容，首先是價值觀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備仁愛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強心理教育和引導，使社會公眾在經濟結構和社會轉型加速時期逐步具備心理平衡能力，從自滿、焦慮、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於社會和諧的情節中得以超脫。其次是增強適應國際市場競爭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其內容服從國家總體戰略定位的調整。這是減少收入差距和適應全球化發展挑戰的基礎，也是形成國家創新能力的保障。知識界應該增強社會責任，激發勞動者的創業之心，而不是制造對市場機制的恐懼。從國家全球戰略角度看問題，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和人口萎縮同時出現，人力資源即將成為短缺資源，人力資本是未來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因此，我們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視教育。創新是教育的函數，教育發展好了，創新成果將接踵而至。最近，比爾蓋茨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他認為美國唯一的優勢是通過開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優秀人才，轉化為創新的優勢。目前，我們的確看到了發達國家培養的人才向我國回流的趨勢，我們需要抓住這個機會，在發達國家享受中國人口紅利之後，享受一次發達國家提供的教育紅利。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後，我一直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當我看到美聯儲不斷降息和對金融體系注入大量資金之後，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機，因為挽救的對像是本應受到懲罰的不道德行為。在全球化曲折發展的形勢下，中國的確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牆，這就是真正擴大內需，穩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斷加強教育，推動城市化的有序發展，使中國成為市場規模巨大的創新型國家。這不是門羅主義或孤立主義，而是在開放前提下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理性選擇。

 

原刊於清華經管 EMBA 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