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鳴煒：四大方案重整香港人力資源

香港人口政策和移民政策乃是近年最具爭議性的議題之一，美國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Ezra Feivel Vogel）早前接受《明報》專訪，期間直指在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之中，香港輸在移民人口的素質，另外亦批評香港的高地價政策，令有意在香港投資、創業、移民的人卻步，長遠下去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力。

到底要如何改善人口、移民政策以保持香港長遠的競爭力？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月前舉辦講座，邀請了智經研究中心副主席劉鳴煒談重整人力資源。以下是講座內容，經整理後刊登。

華人置業行政總裁、智經研究中心副主席劉鳴煒指出，他是以雙重身份出席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培育人才，共迎發展」的講座，其中一個身份是作為公司管理層，另一身份則是作為智庫主管，既分享中心研究的成果，亦分享作為企業老闆的看法。在重整香港人力資源方面，他強調以「重整」方針去解決，「重整是來自英文的 re-tune、re-programme，我想指的是這好比一部機械，將之再改良，讓這部機械生產一些新的東西，為何要做這樣做？因為如果我們再不重整，我們將會失去競爭力，漸漸被淘汰」。

劉鳴煒先引用一些數據，顯示香港的人口結構潛藏着不少問題。「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香港的整體人口會不斷增加，人口年齡中位數會不斷上升，而平均年齡會變得愈來愈老，這意味着我們的勞動人口會愈來愈少。到2018年，我們預計將會有371萬勞動人口，但之後就會一直下降，到2031年，會跌至350萬人。在這裏，必須提及一個名詞，就是勞動人口參與率，今天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是60%，但到2031年時，只會剩下51.9%。如果我們要維持60%的參與率，屆時必須鼓勵50萬長者繼續工作，但這是不是可行呢？鼓勵50萬65歲及以上的長者繼續工作，他們體力應付得到嗎？又願不願意繼續工作呢？我們必須以其他方法解決人力問題。」

隨着人口不斷老化，加上香港出生率是全球最低的地方之一，「全球發達國家都在面對出生率低的問題，只是香港的問題更為嚴重。如果只以生育率來說，國際認可的更替水平是2.1，根據香港在2003年沙士的情況，那時是0.9，即概括來說，當時一名婦女只生育0.9個小朋友，到2012年，雖然已回升至1.29，但仍然是遠遠低於更替水平」。

基於出生率低、人口老化問題，即是說將來的本地生產總值（GDP）有機會下降，政府稅收減少，又由於人口老化，政府的醫療開支會增加，政府支出會愈來愈高，情況頗令人擔憂。為此，劉鳴煒認為要從人口的質和量方面改善，一方面要吸引優秀的外地人才、內地人才移民到香港，另一方面也要鼓勵香港人生育，同時亦需要改善香港的教育、培訓制度，以保持香港的優勢。

劉鳴煒認為撇開情緒，吸納優秀的外地人與優秀的內地人到香港是同樣重要，「智經曾經提出一個建議，但奈何一提出便被公眾責罵，我想在此加以解釋這建議。我們均知道香港有不少雙非的學童，他們有些是在香港居住，當然也有不少是在內地居住。所謂雙非，即是父母也不是香港人，這些人多數擁有不少財富資產，更有不少是受過專上教育，對不少地方而言，他們是屬於高素質的移民人口。其實撇開情緒化的意見，無可否認的是內地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吸納的人才。我們早前的建議是，如果香港人、香港政府願意讓他們到香港工作、居住、納稅、貢獻香港社會，這其實是一個好的方法，去解決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但是時至今天，社會似乎還未就這方面達成共識，這依然是個極具爭議性的提議。

劉鳴煒亦多次重申，除了輸入人口，鼓勵港人生育亦同等重要。「香港女士的生育率是接近全球最低的，政府不能單靠那些1、2萬元的禮劵、獎劵或免稅額去鼓勵生育。相反，我們認為可以透過一些間接的方法，例如配套上的支援去鼓勵生育。其中一個建議就是擴充托兒服務，特別是提供學前（即是六歲以下）的托兒服務。擴充托兒服務可以讓一些因要照顧小孩而無法工作的家長重返職業崗位。」只要有一些安全、可靠、方便的托兒所，這便可以釋放一些家長（特別是婦女）的勞動力。

此外，除了增加勞動人口的量外，劉鳴煒亦提出必須提升勞動人口的素質。他認為現今的年輕人寧可繼續進修，亦不願投身社會，「很多年輕人在讀不到大學後，寧願繼續進修，報讀副學位課程，也不願意報讀一些職業培訓的課程。原因主要是因為那些行業的形象、薪金、環境欠佳等因素。」除了年輕人不願投身社會外，劉鳴煒也曾在智經的發布會上，談及副學位課程潛藏的問題，認為副學位的目的不清晰，「政府必須要想清楚副學位的用途是甚麼，如果副學位只是升學的其中一個階梯，那政府需要改善其銜接制度；如果副學位是終點站，那政府亦應該審視副學位課程的內容，加強社會包括僱主對副學位的認受性。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市場對於副學位的需求少於供應，甚至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2010年已多了8千多人，預計將來情況會變得更嚴重，供過於求的情況會多達萬多人。」

針對教育問題，智經曾提出為副學位「升格」。記者曾電郵劉鳴煒，詢問假若改善其銜接制度，將有更多副學位的學生能夠銜接到本地大學修讀學士學位，那會否惡化大學學位貶值的問題？劉鳴煒認為，「作為一個知識型經濟社會，年輕人應該持續進修，裝備好自己，以爭取更好的工作，這並不會導致大學學位貶值。反之，現有的非學士學位方案和政策不清晰，如職業培訓課程不足。如果不改革，非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會更加糟糕。」其次，智經亦提及政府有必要改革學徒制度，為學徒制度「升級」。現今的《學徒制度條例》只適用於年滿14歲但未滿19歲的年輕人，並且只限於條例指定的45個行業工作，智經建議政府取消《學徒制度條例》的年齡上限，讓有意學習一門手藝的年輕人能從師，獲得一技之長。由此可見，政府應正視教育問題，否則教育不但無法幫助青年向上流，更會製造更多社會問題，長遠亦會剝弱香港的競爭力。

對於已有一職在身的人士，劉鳴煒也在智經發布會上也建議政府為持續進修基金加碼，令在職人士可以自我增值。「持續進修基金設立於2002年，為香港市民提供港幣上限1萬元的資助，讓市民可以進修、裝備自己，而這1萬元，在這12年來，從未調整過。按照普通通脹（非教育通脹）計算，若要追回當天的水平，持續進修基金要加碼至最少1萬3千元。並非建議政府必定要調整到1萬3千元，只是希望藉此數據反影通脹的效應。」如果政府真的重視市民持續進修，實應盡快調整基金金額，令市民有更大的動力去進修及裝備自己。

最後，劉鳴煒有一小小的分享：「前一位講者說『失業因態度』，作為僱主，我從外國回來香港已七年，這七年都在商界裏或從朋友裏聽過很多關於年輕人工作態度欠佳的故事。但我必須補充，不只是年輕人的問題，一些中年人（三、四十歲）也有同樣有這樣的問題，例如面試遲到，一年轉換多份工作。我懷疑這是跟我們低失業率有關。關於這個問題，我也沒有解決方案。現在出現的問題是無論什麼行業，請人都十分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