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殿爵教授:遐邇傳經 清虛樂道

何文匯憶名師(之三)

劉教授用心很細密,他認為我要的是一個隨和而有責任感的導師,最重要是雙方要合得來。
編按:何文匯教授一生深受四位國學大師影響,我們請他追述這四段難得的師生厚誼,分四集刊登。此是第三集。劉殿爵教授(1921—2010),早歲肄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1946年赴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攻讀西洋哲學。1950年起任教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1970至1978年任倫敦大學中文講座教授。1978年獲中大禮聘出任中文系講座教授,爾後屢掌要職,包括文學院院長(1980—83)、《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主編(1979—95)、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1979—2007)等。1975年獲中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1989年榮休後,嗣任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及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教授。自逸夫書院創立以還,劉教授時加匡助,歷任書院校董、校董會高級顧問、高級導師。劉教授精研哲學及語言學,翻譯中國古籍,其中《老子》、《孟子》、《論語》三書英譯,為西方學者研治中國哲學必讀之經典。其他著述有《新式標點廣雅疏證》、《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語言與思想之間》、《採掇英華》、《淮南子韻讀及校勘》等。
蒙何文匯教授親賜文稿,特此鳴謝。

封面圖片:何文匯與劉教授在江南留影。(1982年)
我在港大做碩士研究時已經決定了去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所以在第一個學年我就要撰寫研究計劃和辦理申請手續。第二個學年,我獲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簡稱「SOAS」)錄取。SOAS 培育了為數不少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部長、外交官、學者和為數或許不多的間諜。
前港督尤德爵士在第二次世大戰時入讀 SOAS 本科,畢業後做了外交官,直到生命最後一刻。尤德爵士夫人於戰後入讀 SOAS 本科,當時有兩位年輕講師跟她建立了深厚交誼,一位是1936年拿庚子賠款獎學金赴英格蘭、在牛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賴寶勤女士,另一位是1946年拿香港政府新設的勝利獎學金赴蘇格蘭、剛在格拉斯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劉殿爵先生。兩人早年都在香港大學畢業。在 SOAS,劉先生的學術成就越來越大,他的學術論文用字辛辣,打擊偽學毫不留情,使他迅速成為漢學界明星。後來,賴女士在 SOAS 取得博士學位;而劉先生則因為學術地位特別高,已經不可能回頭讀博士。
60年代,英國的大學在 senior lecturer(高級講師)和 professor(講座教授)之間加插一個 reader(教授)職級,劉先生隨即做了 reader。幾年後,劉教授成為在英國教中國語言和文學的第一位華人講座教授,賴博士則成為 reader。
賴教授夫家姓 Whitaker,在英國,她的稱謂是 Dr. Katherine P. K. Whitaker。賴教授和劉教授很合得來,大抵又是性格互補吧,劉教授孤高自守,賴教授就很懂人情世故。
與劉殿爵教授及賴寶勤教授攝於英國倫敦攝政公園。(1973年)
與劉殿爵教授及賴寶勤教授攝於英國倫敦攝政公園。(1973年)
前港督衞奕信勳爵於上世紀50年代在劍橋大學畢業,當了外交官,卻在1968年離開外交部,到 SOAS 做學報編輯。SOAS 那份學報 The China Quarterly 在學術界極負盛名。衞奕信勳爵同時在 SOAS 攻讀博士學位,於1973年成為倫敦大學哲學博士,並於1974年重回外交部。當時他的中文名字叫「魏德巍」,「衛奕信」是赴總督任之前改的。衛奕信勳爵在 SOAS 雖然研究中國近代史,而劉教授則以研究經子聞名,只因為劉教授學問好,名氣大,所以魏德巍先生常去請教。雖然劉教授處事十分低調,也不喜歡應酬,但因為有不少 SOAS 的學生當了官,他在英國政界也有點影響力。在系內他當然是「話事人」,我在1971年獲錄取入讀 SOAS,就是由他「一錘定音」的。
劉教授的父親劉景堂先生是著名詞人,與後輩陳湛銓教授和羅忼烈教授是忘年交。劉教授25歲離開香港,一直在海外居住,又少吟詠,與陳、羅二公並無深厚交情。
1971年初夏,劉教授回香港小住,中文系系主任馬蒙教授知道我要去倫敦大學,於是邀請了劉教授到中文系敍談,好讓我跟他見見面。
劉教授個子小,眉清目秀,在陌生人面前並不多說話。當時馬教授問他,SOAS 有多少個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學者,劉教授只說出一個名字——一位英國學者的名字。這位學者是資深漢學家,以喜歡喝酒和常常喝醉名聞漢學界。那天可能出於誤會,大家都以為劉教授安排了那位學者做我的導師。九月去 SOAS 報到時,我才知道我的導師是一位年輕講師,叫 Dr. David Pollard,卜立德博士,後來的卜立德教授。卜博士對我說,古典文學不是他的研究範圍,只是劉教授說我不用指導,他的責任主要是和我斟酌英文。卜博士的學術觸覺十分敏銳,而且擅長翻譯,所以用字精準,對我日後在文字運用方面有很大的啟發。
在 SOAS 才一兩個月,我已經好幾次在走廊和梯間見到一位步履緩慢、醉態可掬的長者。白天喝醉,除了是劉教授在香港提及的那人,恐怕也沒有別人了,我不禁慶幸他不是我的導師。
過了一段時間,劉教授和我已經彼此熟識,並且常常一起在校內喝下午茶,談論時事和學問。劉教授從沒叫我和那位醉酒教授打交道,我也絕口不提那位教授,免生誤會。
再過了一段時間,我認識了我的校內考試委員賴寶勤教授。她對我說,劉教授用心很細密,早就對她說,我不用這裏的專家指導,他認為我要的是一個隨和而有責任感的導師,最重要是雙方要合得來。
20多年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當教務長,處理過一些研究生和論文導師之間的糾紛個案。我看到不論導師有理沒理,先吃虧的總是學生。劉教授當年的決定使我由衷感激。
我的論文導師卜立德博士一樣使我由衷感激。因為我的研究生獎學金在1975年夏天才終止,所以我本打算1975年夏天才交論文。怎知1974年4月,我的碩士論文校外考試委員周策縱教授從美國發了一個電報(telegram)到倫敦給我,問我新學年可不可以前去威斯康辛大學 Madison 校園教書,我連忙回電報答應了。因為在美國的大學教書如果沒有博士學位會很吃虧,所以我和導師約定,我8月赴美,9月開學,12月前交論文,12月返回倫敦考口試,1975年1月回威斯康辛上課。卜立德博士除了加以鼓勵之外,還答應我,只要收到我的文稿便立刻看,看完立刻把文稿寄回美國。
劉殿爵教授60年代曾經在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教了一個學期,跟周策縱教授非常要好。他早對我說過,當時的漢學家,論功力,當以周公為第一。我心想,劉教授學識淵博,性格孤高,而竟然服膺周教授的學問,那麼威斯康辛大學我該不會去錯了。更可喜的是,劉教授知道我8月去威大赴任,他也順道舊地重遊,在周教授家中作客,9月才回倫敦。我則如期呈交論文,12月回倫敦,聖誕節後考口試。
口試一開始,卜立德博士就說他沒有問題要問,然後悠閑地吸着煙斗。主席賴寶勤教授說她也沒有問題要問。作為校外考試委員,來自劍橋大學的年輕講師 Dr. David McMullen(麥大維博士,後來的麥大維教授)認真地問了幾個問題,繼而說了些鼓勵的話,口試便完結。主席賴教授於是請我在外面等候消息。
我坐在走廊的沙發椅上,才兩三分鐘,劉教授最活潑的博士生 Christopher Cullen(古克禮)竟然在我面前出現,一見到我就興高采烈地講個不停。他是劍橋大學畢業生,口才好得不得了。不過我覺得他興致太高昂,可能會騷擾房間裏的考官們,所以沒怎樣回應,免得他的興致更高昂,聲音更響亮。他很快就察覺到我神態異常,於是問:「等人?」我說:「對。」「等誰?」「Dr. Whitaker.」就在那時,賴教授開門向我招手,古克禮恍然大悟,嚷道:「原來你在考試,難怪你的表情那麼嚴肅。」然後大笑而去。
我進了房間,考官們一句評語都沒有,只跟我握握手,說一聲恭喜,賴教授便說,她在泉章居訂了一張四人桌子,當天的午飯由她做東。
過了幾天,我要回 Madison了。古克禮和我一起吃午飯,並且陪我一起去 Gatwick Airport。因為我坐平價「包機」(chartered flight),所以不在 Heathrow Airport 上機。分別時,古克禮依舊調皮,他對我說,如果我坐的飛機失事,他就有榮幸成為我最後一個見到我活着的朋友。這大抵也算英式幽默吧。我只能回他一句,我恐怕你沒有這個榮幸。說罷兩人大笑而別。
我在1976年暫別周策縱老師,回香港工作。劉教授則應中大校長馬臨教授的邀請,在1978年離開 SOAS 回香港,在中大就任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而 SOAS 的中文講座教授一缺就由卜立德博士補上。
劉教授回香港後,我們常見面。在1979年春天一個晚上,劉教授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到中大中文系任教。我說有,然後就填寫申請表格,接受面試。同年8月,我就在中大展開20多年的教學、研究和行政生涯。
過了幾年,劉教授向校方推薦卜立德教授,中大於是聘卜教授為翻譯學講座教授。我們幾個 SOAS 舊人又能夠常常聚首一堂了。 我和劉教授有同系之便,更是差不多每天都見面,見面必論學,使我不斷有所領悟。
劉教授一向不喜歡受行政束縛,所以來中大教書前馬臨校長答應不委他做系主任;但是來了兩年,卻被文學院的教員選為院長。劉教授沒法推辭,只好勉為其難,於1980年就任院長,為期3年。1988年,劉教授從中文系退休,中大文化研究所立即給他一個名譽職位和一個大辦公室,逸夫書院則為他提供了一個一千多平方尺的居所,劉教授終於可以專注學術,不受行政羈軛,每天徒步往來逸夫書院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生活十分愜意。
過了千禧,劉教授的精神和體力都大不如前,但仍能留在家裏從事研究和著述。到後來老病相侵,劉教授曾對我說,他最近一提筆就忘卻字詞,所以新寫的文章有很多未填補的洞。他的語氣總是那麼平和,但我聽罷不禁心酸。劉教授在2010年4月26日遐登,年89,遺願不發喪。我們幾十人只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擧行簡單的告別儀式,遺體便送往火化。
事後,香港中文大學以學校名義為劉教授擧辦了一個非常隆重和莊嚴的追思會,我奉召回校主持典禮,並且代校方撰寫了一副輓聯:
遐邇傳經,人世通儒,道大故為天所役。
清虛乘化,帝鄉嘉客,名高今與日同懸。
經電子技術放大幾倍之後,輓聯就掛在那高而大的會場之內。
親書劉教授輓聯。(2010年)
親書劉教授輓聯。(2010年)
遺體火化後,骨灰移送到一間佛寺,安放在後山寶塔之內,供我們春秋拜祭。卜立德教授很重情義,雖然從中大退休後已回英國定居,但來港小住時夫婦倆也不忘參加拜祭。尤德爵士夫人每年3月都來港參加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活動。劉教授在世時,她每次來香港,都一定抽空看望劉教授,慰問有加。劉教授仙遊後,尤德夫人也曾和我們一起拾級登山,向寶塔鞠躬,真可謂飲水思源。
上世紀80年代初,尤德爵士任香港總督,夫婦倆和劉教授常見面。賴寶勤教授每次從英國回香港,尤德夫人如果在香港的話一定親自往啟德機場接機。我去倫敦就住在賴教授家。賴教授的姊姊賴醫生一直在香港服務,曾獲頒 OBE 勳銜,後來年紀老邁,沒法照顧自己。賴教授於香港回歸後,決定回來陪伴姊姊,待姊姊百年之後才回倫敦。但賴醫生的病拖延很久,而賴教授的健康已逐漸惡化。賴醫生逝世不久,賴教授也與世長辭了。當時是2003年,正值「沙士」猖獗的時期,賴教授的親人婉拒我們去靈堂致祭,喪家也只能一切從簡。大家哀傷之餘,都感到十分無奈。
卜立德教授退休後,著述不輟。2014年他來香港,送了一本他的新作給我,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Real Life in China at the Height of Empire:Revealed by the Ghosts of Ji Xiaolan ; 我則報之以一本我的新作——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周易知行》。
一向從事唐史研究的麥大維教授常來中大訪問,可以說是中大的老朋友。從劍橋大學退休後,麥教授仍然繼續他的研究工作。幾年前,查良鏞先生不甘於只拿榮譽博士學位,於是毅然入劍橋大學做博士生,麥教授以榮休講座教授的身分當上查先生的導師,協助查先生順利取得哲學博士學位。
我的同學古克禮取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歷史,做到高級講師(約等於美國大學的正教授)。90年代獲聘為劍橋李約瑟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當時該所的董事局(信託人會)主席是尤德爵士夫人。他當了所長後,我邀請過他來中大做訪問教授。事實上古博士常來香港,而我知道他來一定和他見面敍舊。古博士退休後任劍橋大學名譽教授,並移居法國巴黎,繼續鑽研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和算學。
與古克禮教授在香港合照。(2012年)
與古克禮教授在香港合照。(2012年)
何文匯憶名師系列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