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價值、欲望與中美衝突

價值可以融合,利益可以妥協,但欲望很可能變得不可克制。中國是世俗文化,西方的很多價值並非必然和中國的價值發生衝突。

中美貿易戰持續進行,導致愈來愈多人對中美全面衝突甚至戰爭(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的擔憂。這些年來,圍繞中美之間是否會發生戰爭的「修昔底德陷阱」命題在國際社會流行開來,就是這種擔憂的體現。很顯然,這種擔憂絕非杞人憂天,而是有現實根據的。

人們可以質疑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可以用在中美關係上,但人們必須解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戰爭。戰爭當然是殘酷的,所以人們詛咒戰爭。但不管怎樣,戰爭還是經常發生。因此,人們必須超越道德而對戰爭發生的客觀規律進行探討和研究。

價值、利益和欲望之戰

人類為什麼而戰?從經驗來看,歷史上那麼多的戰爭,但沒有任何兩場戰爭具有同樣的根源,每一場戰爭都有其發生的具體根源。從這個角度來看,戰爭似乎並沒有任何客觀規律可循。不過,同時,戰爭又表現出高度的普遍性。這使得從哲學層面來探討戰爭的根源成為可能。概括地說,戰爭有三個根源,即價值、利益和欲望。

首先,人們為價值而戰。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系統,正是這個價值系統把自身和他者區分開來。無論國內還是國際,價值是人們最重要的「認同」根源。再者,從自身的價值出發,人們總是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自己的行為具有「道德」含義。

為價值而戰,最典型的便是宗教戰爭。「上帝」是價值的「化身」,不同的「上帝」表明不同的價值。歷史上充滿宗教戰爭,到今天也沒有停止的跡象。儘管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已經不再,但各種宗教極端主義所造成的衝突仍頻繁發生。近代之後,發達的西方國家發展出其他「類宗教」的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正如西方的傳教士,被視為是世俗政權的西方國家也把西方價值推廣到其他國家,作為其「宗教使命」。為此,很多西方文獻歌頌和讚美戰爭,因為戰爭也是履行使命的一種有效手段。在理論上,西方學者有「正義」與「非正義」戰爭之分,正義的戰爭便是符合西方價值觀的戰爭。

當然,這種現象不僅僅是西方的現象,在所有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儘管價值的存在是客觀的,但如果價值被高度道德化,不同價值系統之間的衝突就變得不可避免。

其次,為利益而戰。為利益而戰不難理解。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這個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通過各種手段搶佔有限的資源,戰爭便是其中一種有效手段。通過暴力來獲取資源,在原始部落時代就開始了。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同部落之間戰爭不斷。

從歷史來看,部落之間的戰爭造就了更大的組織,直至國家的產生。國家起源於戰爭的理論,就是對這個過程的解釋。在帝國時代,帝國之間的大多戰爭都是為了搶奪資源,主要是土地與人口。近代主權國家也是通過戰爭而確立的;而近代國家產生之後,很多戰爭便是圍繞着工業化而進行的資源掠奪,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戰爭便是典型。到當代,國家之間的衝突已經發展到金融和互聯網空間領域。各國都在以各種形式搶佔資源,但國家間衝突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一些國家文明一些,另一些國家粗魯一些。

再次,為了欲望而戰。價值和利益本身就可以產生足夠的欲望而導致衝突。這裏所指的是動物性的欲望,即本能。在探討戰爭的根源方面,有些學者直指人的欲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個最簡單的觀察便是動物世界也存在着爭奪「領袖地位」的衝突。由此,一些學者得出戰爭是人的「本性」的結論。哲學上說,「性惡論」的確是具有經驗證據的。從古羅馬的角鬥到近代貴族之間的角鬥,再到當代各種血腥的「體育」比賽,無一不充滿着人類的「野性」和本能。

經濟史學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從經濟理性出發,曾經認為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人類古老基因的遺留物,這種基因最終會消退,所以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甚至相反。近代以來,儘管人們的確可以通過非戰爭手段來獲取自己所需的,但戰爭仍然不斷,而且一直在惡化。可以說,性惡不僅普遍,而且永久。反映到決策者身上,欲望更是能夠影響政治人物的決策。欲望因素往往在利益和價值之上,甚至是最重要的決策因素。在欲望驅使下,戰爭的輸贏變得不重要。這也就是所謂的「非理性」決策。

價值、利益和欲望,任何一項因素足以導致戰爭的發生,但中美關係很可能是三者重疊,足以表明局勢的嚴峻性及其會嚴峻到何種程度。

兩分法鼓吹文明衝突論

價值觀的不同。中美兩個都是文明國家,美國代表的是西方文明,中國是東方文明。從經驗來看,這兩種文明不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是可以互融的。歷史上,中國文明對西方文明曾經產生很大的影響;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對中國發展的影響也很大。當然,不管如何互相影響和互相融合,中國文明仍然是中國文明,西方文明仍然是西方文明。文明的互鑒互學本來就是世界之「美」,但到了政治人物那裏,兩者便是衝突的,是勢不兩立的。

再者,西方簡單的「兩分法」思維,更促成了所謂的文明之間的對立。在學術上,美國(西方)總是把自己放在「自由」、「民主」、「人權」這一端,而把中國置於完全對立的一面。從古希臘到今天數千年,西方人理解中國只有一個範式,即「東方專制主義」。

這種簡單的「兩分法」也反映在國際政治上。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在推特上稱呼他方「敵人」或「朋友」,「好人」或「壞人」。儘管這種稱呼方法具有特朗普特徵,但這絕對是西方文明對外在世界的看法,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學基礎。這也不難理解,在西方,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界,從來就不缺乏鼓噪「文明衝突論」的人。近來,美國更是把「文明衝突論」應用到中美關係上。

從西方的價值邏輯看,這一點並不難理解。「改變中國」一直是近代以來美國的「宗教使命」。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美國人相信中國會隨着改革開放而變化,最終演變成一個像美國的國家。因此,當美國人以為中國是朝着美國所期望的方向發展時,就欣喜若狂;但當美國人以為中國的發展方向並非美國所期望的,就變得極其失望。

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促成了中國的崛起,而中國變得更加中國的時候,美國人的「失望情緒」達到了最高點。尤其是當美國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和制度模式對美國構成挑戰的時候,他們便毫不猶豫地把中國置於「對立面」,即「敵人」的位置。

其次,利益的不同。利益的不同導致利益衝突,利益衝突表現在方方面面,包括經濟、安全、政治等。一些利益衝突更為具體一些,例如經濟利益,而另一些利益衝突經常表現在認知上或心理上,例如安全領域。

在經濟利益方面,經過數十年的交往和融合,中美兩國經濟實際上已經高度互相依賴。儘管經濟利益是一個相對收益概念,而非絕對收益概念,即雙方不可能賺完全一樣的錢,但美國經常從絕對收益概念來看待與中國的經濟交往。這次特朗普政府從貿易逆差入手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就是絕對收益概念的表現。

儘管從貿易數據上看,中國有很大的順差,但這裏並不包含中國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包括環境和人力資本。在過去數十年的交往中,美國也從中國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且美國的問題主要是內部分配不公造成的,但美國還是把內部問題「外部化」,成為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

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不同更為明顯。中美兩國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因為它們體現的是兩種不同的文明。不過,不同不一定會發生衝突,只有當一方要改變另一方的體制和意識形態時,衝突才會發生。安全方面也是如此。兩國都有國防的需要,國防並不一定會發生衝突,只有當一方要征服另一方時,衝突才會發生。

中美的欲望之爭

經貿關係經常被視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緊密而穩定的經貿關係可以減輕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擔憂。但現在,當這個壓艙石變輕甚至面臨消失的時候,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擔憂便浮上台面。這也就是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美國的對華強硬派、反華派(尤其是安全和軍工系統)的聲音變得愈來愈大的原因。這種局面使到很多人擔心,中美兩國的衝突會很快超越經貿而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領域。

欲望之爭。中美兩國實際上是當代國際關係(或國際秩序)的兩根柱子,缺一不可,哪一根柱子倒了,國際秩序就會馬上出現問題。這就是人們經常說的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問題是,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霸主,要維持霸主地位,就必須有強力的欲望來支撐。一旦美國感覺到霸主地位面臨中國的挑戰,或者感覺到會被中國取代時,其恐懼感不言而喻。受恐懼感支配,美國會千方百計,盡其所能來防治中國的挑戰,更不容許被中國所取代。

另一邊,中國的快速崛起逼使中國必須改變自己的一些國際行為,即從早先的「韜光養晦」到今天的「有所作為」。早先中國落後,經濟體量小,很難影響外在世界,那個時候即使想高調也高調不起來,很容易做到「韜光養晦」;現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大國,往日形態的「韜光養晦」便不可能了。

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已經崛起的中國,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本身)也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提供國際公共品。這必然促成中國的「有所作為」。不過,中國的這些行為被美國解讀成「挑戰美國」、與美國爭霸。再者,一旦美國借此試圖圍堵和遏制中國,中國也必然會感到恐懼,也會有自己的欲望來反制美國的行為。

中美不僅是意志力而且是理性的較量

價值可以融合,利益可以妥協,但欲望很可能變得不可克制。如上所說,中國是世俗文化,西方的很多價值並非必然和中國的價值發生衝突。不過,價值的融合的確需要很長時間。中美兩國之間的利益已經變得不可分。這不難理解,貿易戰以來,人們所看到的是美國「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情形。

也就是說,無論在價值還是利益層面,中美之間的衝突不是必然的,而是可以避免的。問題是,如果欲望佔據了主導地位,那就是非理性的開始。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不理解美國為什麼而戰?要圍堵中國嗎?要征服中國嗎?美國的決策者可能從未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今天,美國的對華行為更多地表現為情緒,而非理性。

這便是中美兩國目前的一個大趨勢,一個誰也不想看到的大趨勢。如果不能糾正這個大趨勢,最終可能會是一場誰也很難避免的大悲劇。對中國來說,和美國的較量不僅僅是一場意志力的較量,更是一場理性的較量。如果中國自身足夠理性,也有可能把美國從欲望的泥潭中拖出來,使之回歸理性。這不僅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更是整個國際社會的利益所在。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