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半個世紀前，毛澤東籍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全面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過去的近40年裏——也就是自從中共頂層於1977年8月正式宣布「文革」結束的時候起——就不斷地被中國人和外國人問起：它是否會再來一次？每逢「文革」發動和結束的五週年和十週年紀念活動期間，這樣的問題總是會更加得到海內外學術圈乃至公眾的廣泛關注和深思（「維也納大學著名漢學家 S. Weigelin-Schwiedrzik魏格林訪談錄」，成都：《中外文化與文論》2015年12月號）。
今年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50週年，這個特別的時間點本身，就正在激發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界、知識界、傳媒界和投資界出現討論的高潮。而如果人們聯繫到——怎麼可能不聯繫到呢？ ——最近幾年內中國已經發生的和尚未結束的幾樁重大事件和文化知識領域裏的熱點動向，「文革是否會再來一次？」這個問題，便成為現實含義沉重得教你無法一笑置之的拷問。
誠實而言，回答「文革是否會再來一次？」這類超複雜的嚴肅問題，是不可以信誓旦旦地拍胸脯去預言未來的。有句英語俗諺特別富有智慧：Never say never in politics！（在政治領域裏絕不可以說「絕不」！）——政治領域裏有太多太突然、太難預測的隨機變化，尤其是在尚未建立穩定透明的憲政體制的國家。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憑藉過去的歷史經驗，輔之以比較政治社會學的視野，勾畫出「文革是否會再來一次？」的幾條邊界線。它們有如地圖上的路標，幫助我們判別「文革」式的政治巨變再發生的概率之大小。
在筆者根據親身經驗和研習繪出的「事態草圖」上，至少有三條邊界線最關鍵（其它較次要的邊界線以後再補充說明），它們堪作為警示性的紅路標，如果中國今後的事態演化跨過了其中的一條邊界線，對「文革是否會再來一次？」的肯定式判斷就將顯著上升。當然事先須明言的是，這三條邊界線的相對比重並非一模一樣，它們的相互關係在以下的討論中將解釋。
社會管治性質的邊界線
這條邊界線可以這麼表述：如果中國大陸持續地、愈來愈多方面地壓縮中外之間的往來交流——這是一個醒目的路標，「文革」再來一次的可能度就顯著上升。
中外之間的往來交流之量和質的巨增，包括各行各界的人員、信息、觀念的跨越邊界的形形色色互動，是1976年「文革」結束後中國內地本身和中國與全球文明社會之間發生的最醒目、意義最深廣的正面變化之一。只要這些中外往來交流的大門大窗還開着，任何個人或組織試圖再搞一次「文革」的籌劃，無論多麼精心刻意，就推展不下去。
50年前毛澤東能夠順利發動「文革」，其根本保障之一就是，那時候的中國大陸早已經與外部世界隔絕了，因此可以「關起門來打狗！」把門緊緊關起來是必要條件，不僅這使得門裏邊全面開展打狗的作業成本低，打死打傷了多少讓外界難以知道、難以追究、難以救援，而且也使得被打的狗們無處可逃。
毛澤東早在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前夕，就步步朝着把中國大陸對西方世界的大門盡快關閉的徹底革命目標挺進，因為他要做的事情太有賴於此一必要條件了。毛於1949年初對斯大林秘密派到西柏坡會談的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說，中國的屋子太髒了，「垃圾、塵土、跳蚤、臭蟲」什麼都有。解放後必須認真打掃這所屋子，然後再請客人進來（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381頁；《毛澤東年譜》，北京1993年版，第3卷第448頁）。次年1月13日，毛就趕走美國官員、砍斷中美正式關係一事通報蘇聯外長：「我們需要贏得時間來整頓國內秩序」。緊接着毛發電報給正在蘇聯會談的劉少奇：美國撤退在華一切官方人員「對我們極有利」（《毛澤東文稿》，慕尼黑／維也納1982年版，第1卷第241頁；莫斯科 AVPRF，卷宗3目錄65 ，案卷364第97頁）。到了「文革」發動前夕，中國大陸不但隔絕於西方，也隔絕於蘇聯東歐，還隔絕於周邊地區，蒙昧主義已成社會常態，全國猶如一個鐵桶。若無這一完美條件，就無法對幾千萬的「黑五類」、「黑九類」分子發動持續不斷的精神和肉體摧殘。
拜改革開放之後續影響，當今的中國大陸每年出境旅遊者有一億多人次（去年1.2億），入境來訪者幾千萬人次；在海外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年度統計達百萬人以上（去年170萬）；各種各樣的現代化通訊渠道多少都有一些。門窗開得這麼大，實難再搞一次「文革」。即便有些人不能出境，有些人不能入境，有些人的護照被上交，有些互聯網站被封，有時某個地區被斷網，那也是定點定線的管控，至多是劃塊分片的管控，與「文革」前夕的完整鐵桶體制相比，是天差地別。
經濟體制性質的邊界線
這條邊界線可以如此表述：如果中國大陸經濟與外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越來越少連接串通、相互依存度大幅降低，「文革」再來一次的概率就大幅上升。
這條邊界線作為路標雖然不像上述第一條那麼醒目，但也是可以用長時段數據客觀測算的。中國大陸的經濟體係從1950年代初開始，快速脫離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聯接；從1950年代末起，基本上是一個封閉的自我循環體系。官方宣傳說它是「自力更生、自足自給」，實際上它是倒退至半奴隸制的準戰時經濟模式，與現在的朝鮮體制屬於同一家族。這樣的模式雖然令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卻經得起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折騰，因為你怎麼折騰，也不怕外資逃亡、外貿崩塌、本國貨幣兌換率狂瀉、外幣存儲枯竭等等。
而當今的中國大陸，已經深深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是世界第一的貨物貿易國、名列前兩位的吸引外資國、快速上升的國際金融運行國、高新技術循環大國，等等。所有這些與國際經濟體的活生生串聯，都是中國黨政軍體系的輸血大動脈，它們一旦被折騰得萎縮乾枯，那就是國民經濟沉船的前兆。警鈴響幾下，船長大副二副們就得搶險：船要是給折騰沉了，他們也就當不成船老闆了。被稱為「小文革」的1982-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剛發作了幾個月就停機熄火，原因就是它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經濟開放改革。實際上，它的打擊重點是文化知識界，屬於上述社會管控領域，可是迫使它下馬的卻是經濟的動因。所以，一個持續對外開放的經濟體，是中國抵禦「文革」再來一次的主力軍。
權力運作性質的邊界線
這條邊界線劃分的參照點是毛澤東傾力發動「文革」的第一個大手筆，可以這麼表述：假如中國大陸發生了以武裝力量為直接手段、對數量眾多的高層文職官員進行規模清洗的事態，那麼，「文革」再來一次的可能度就急劇上升。
此處要害是「武裝力量 vs 高層文官」這個對子。中共雖然主要靠着武裝鬥爭取得政權，但1949年以後的長時段裏，毛澤東治理中國最核心的規則之一，是防止軍人隨意干政。毛在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初、1970年代中期兩度重用鄧小平，主要因素之一也是鄧堅持貫徹這一規則。因此可以這麼說，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其權力架構的正常狀態是文官主政（參閱比較研究共產黨體制的名著對此的解釋：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45-48. 作者特別駁斥以「軍事專制」來界定從蘇聯東歐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突然出現動用武裝力量——包括正規部隊和核心警力——來對付高層文官，而且不是針對幾個，是針對批量眾多的高層文官，那麼，其含義是極具震撼性的。它表明，在黨政高層已經沒辦法通過正常的權力重組的規則，來達到人事或政策的重大變更，這樣的目標受到高層文官多數的反對，於是只好動用武力。
這恰恰是1966年出現的狀態——毛澤東在許諾拉攏了林彪集團，同時對首都的軍警要害單位作了一系列複雜的結構調整、人員挪動、指揮鏈變更之後，對劉少奇為首的大批高級文官發動了連續清洗（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版第286-362頁）。嚴格說來，毛的這種權力運作並不能和一般界定的軍事政變劃等號，因為後者通常是一幫職業軍官秘密勾結以武力推翻其頂層上司，而毛本人就是文（黨主席）武（軍委主席）頂層一把手。所以，這只能從破壞黨政領導制度和組織原則的角度去解釋：毛無法走正當程序改變大政策和高層人事結構，只好以游擊戰手法先破局再設局（李遜：《革命造反年代》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章）。 1977年後鄧小平那一代高層多次提及此一教訓，念念不忘。
小結：要素和整體
50年後的今天，無數中國人和海外觀察者還在疑問：「文革」是否會再來一次？這種擔憂確有部分根據，1982-1983年的「清污」運動、2008-2012年的「唱紅打黑」運動，是曾經發生的最醒目的類似「文革」實例。不過從以上的討論，我們還是能夠比較有把握地說，1976年後雖然中國大陸有的時候、在有的方面或有的地區，發生過「文革」某些要素的回潮，但「文革」整體並沒有再來，上文列舉的三個警示紅路標沒有相繼亮燈。
展望未來的10至15年，「文革」要素回潮仍然會發生並造成個人的或局部的悲劇，但「文革」整體再來卻極不可能，因為當今的中國大陸已經在擺脫「文革」發動的必要條件之路上走得相當遠了，已經形成的從上到下的多重利益結構使形形色色得益者們不願或不敢砸碎腳下的大船。即便有些人或幫派做夢再搞一次「文革」，那是虛張聲勢、力不從心。諸位若是不信，可回顧薄熙來一夥在官場的後20年。
最近一兩年來海外無數 「文革又回來了！」的洋文中文言論，是驚弓之鳥的高音鳴放，值得我們警惕，但不能夠據此來展望中國的大走勢。
原刊於《FT中文網》，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