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可會是中國貨幣史上的里程碑?

1989年六四事件,「趙紫陽 – 價格闖關 – 六四事件」被中國官方定性,趙紫陽背上「價格闖關」是六四事件起因的黑鑊。
「錢這個東西是很討厭的,可是我拿它也沒有辦法,現在誰拿它也沒有辦法,列寧也沒辦法,總歸還得有。」 – 毛澤東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中國開始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改革。由明、清訖至國力日漸衰敗的民國初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原來「世界工廠」此美譽不僅指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遠至宋元之前中國已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廠」。Made in China的貨物遠銷歐、美、中南亞、甚至非洲,中國貨物換來白花花的墨西哥白銀,建立了史上無兩的「白銀帝國」。
 
雖然紙幣(Money-on-fiat)並今天獨有的交易工具,但在二十世紀以前,金、銀、銅本來是中國甚至是世界其他主要貨幣。以中國古代為例,同一個時期內可以金、銀、銅、紙幣、國家通貨、私錢甚至前朝的貨幣流通。因此在不同貨幣供應的多少、國家稅收政策、以致經濟循環盛衰,亦會令古代中國出現在今天普世以紙幣作為流通工具的情況下難以想象的怪現象。凱恩斯曾經說過:「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中國歷代史料基本上是諸君王將相的宮廷權力鬥爭史,一個以貨幣為主線的中國歷史又會給我們如何理解古代中國甚至當今的世界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格局呢?
 

六四看貨幣經濟

 
今天又是6月4日。不如今天且換一個角度,讓筆者推介各位看朱嘉明博士的鉅著《從自由到壟斷 – 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朱嘉明先生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博士,現任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1980年代參與中國經濟改革,曾經是趙紫陽的智囊,是聞名京城的「改革四君子」之一;另三位是黃江南、翁永曦、王岐山(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擔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所副所長,1985年至1989年間同時主編中國在八十年代唯一的非政府經濟學術刊物《中青年經濟論壇》,1989年六四事件後流亡國外。
 
朱博士對經濟學的第一個認知,是年幼的所經歷的「貧窮」。毛澤東強行移植史太林計劃經濟模式至中國,啟動了「去貨幣化」的工程,最終令國民經濟陷入一窮二白。由1978年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經濟重新由計劃經濟轉移至自由經濟,其中一個重要工程是重新啟動了中國經濟「再貨幣化」的工程。今天我們所認識的美國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原來中共早在解放前的蘇區已由中共元老陳雲等人推行。那時紅軍在缺乏貴重金屬作貨幣基礎下,已透過印銀紙方式以供在蘇區工、農、兵以及當地人民使用。在當年紅軍屢敗國軍之際,蘇區貨幣亦逐漸取代國民黨的法幣而成為「硬貨幣」。一言以蔽之,蘇區貨幣的發行是靠蘇區的經濟基礎和紅軍的鳥槍而印出來矣!
 
自1978年開始的「再貨幣化」的工程,人民幣印鈔機在沒有任何的基礎下再次高速開動。中國M2/GDP比率由1978年的29.52%急升至2007年的161.68%後(根據朱嘉明博士書中提及的數據)才開始平穩和GDP大致同步上升。相比同期美國M2/GDP比率長期在約60%水平而複合經濟增長沒有中國大,中國貨幣供應於改革開放開始時的增長可以以超高速來形容。不過,印多少鈔票卻不等同有多少通脹。根據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著名貨幣數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新增的貨幣會否導致通脹還要看實體經濟增長和貨幣流轉速度(Velocity of Money)而定:
 
貨幣供應(Money Supply)X貨幣流轉速度(Velocity of Money)= 價格(Price)X實體經濟(GDP)
 
由於近四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故新增的貨幣不少被實體經濟增長吸納而令通脹相對上沒有那麼嚴重。朱博士更補充說由於中國要由已「去貨幣化」計劃經濟轉移至自由經濟,「再貨幣化」的工程必須注入額外的「水」去灌溉已「乾涸」的經濟焦土。故近四十年中國高M2/GDP比率是經濟轉形和飛升的正常現象。
 

趙紫陽曲線獲「平反」?

 
成功的貨幣政策可以在宏觀的層面連結人力、資本、技術和天然資源去推動經濟。由金屬本位至今天的鈔票時代,其實亦代表貨幣經濟由自由放任轉變至國家壟斷的時代,在透過不斷印銀紙的過程中變相向存款者抽稅(即通脹融資,Inflation Taxation)。在中國「再貨幣化」的工程中,亦經歷了多次由高通脹引起的陣痛。其中導致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的「價格闖關」便是一例。
 
根據朱博士鴻文所論述其當年跟隨趙紫陽總書記時之說法,自1984年至1988年,推行「價格闖關」前夕,中國不論GDP或M2均急升,其他經濟指標亦急速增長。趙紫陽總書記原擬於1988年推行「價格闖關」便是希望由計劃經濟一步轉移至自由經濟。可是歷年的經濟增長雖然亮麗,但社會上除了贏家也有輸家。下崗工人和其他未能分享經濟增長利益的弱勢社群在高通脹已苦不堪然。「價格闖關」的通脹預期進一步引發供求失衡而令高通脹更火上加油,令通脹曾高見近18.80%,其對社會的衝擊不可以說不大。最後以「通貨膨脹有益論」的「價格闖關」只好流產。
 
1989年六四事件,「趙紫陽 – 價格闖關 – 六四事件」被中國官方定性,趙紫陽背上「價格闖關」是六四事件起因的黑鑊。說穿了,亦是當年應實施傾向「計劃經濟」還是全面「自由經濟」的思想路線之爭。中國經濟政策元老陳雲曾經在當年斷言在其有生之年也不會看見「價格理順」,便是背後反對「價格闖關」的重要思想。「價格闖關」流產後,貨幣政策向左轉。貨幣供應和價格增長同步放緩,經濟增長亦減慢下來。可是中國啟動了的價格自由化已停不了下來,1992年鄧小平南巡宣告左傾經濟政策叫停,中國貨幣經濟再次向價格自由化闖關。「通貨膨脹有益論」再次成為貨幣政策主導思想,1994年通脹高見24.10%,中國政局竟然也安然渡過,可見中國價格己悄悄地闖關了。今天誰也不否認,中國已差不多實施了價格自由化的貨幣經濟了。
 
事後回顧,六四事件作為中國政治的鬥爭令中國貨幣政策雖然暫時向左轉,但左傾政策失效令中國貨幣政策左毒盡去。倘若如此,也許1978年的改革開放、1989年的價格路線之爭和2001年中國入世貿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會是近代中國貨幣經濟史的里程碑。六四事件時默默站在趙紫陽背後的溫家寶在2003年2012年擔任國務院總理時,便是徹底地貫徹當年「通貨膨脹有益論」,在中國對外貿易長期大額順差下大印人民幣以谷經濟!這也許可以理解為溫爺爺以另一角度曲線替其老上級紫陽同志「平反」罷?!
 
(封面圖片:亞新社)

朱泙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