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六靜默行 年輕人站前頭

「六二六靜默行」的參與者,向外國領事館呼籲,各國在G20峰會關注香港的「送中案」,「愛丁堡廣場集會」也傳達了同一訊息。年輕人走在集會前頭,關乎對「香港明天」的憂患意識。

「六一六大遊行」之後,修訂《逃犯條例》(下稱「送中案」)引發的社會抗爭未了,官方與市民的糾結仍難消除。

抵制送中案 提解救香港

6月26日的上午,馬拉松式的「六二六靜默行」,多為年輕人,特別是學生。他們呼籲外國領事館,持續關注港人反「送中案」的訴求,並協助「解救香港」(Liberate Hong Kong)。

26日晚上,民陣主辦的「愛丁堡廣場集會」,主題相似。

同一天的兩次和平、理性集會,如同「六九大遊行」和「六一六大遊行」,傾情於維護香港「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司法獨立的法治,反對拆除(香)港、(大)陸之間的司法防火牆(反送中),避免兩制變樣、兩制邊界模糊化。

大致如同法律界的「六六黑衣遊行」,「六二六靜默行」的參加者穿黑衣,持小型標語牌靜默而行,偶有揚聲器讀聲明。

這是社交網絡平台發起的小型遊行,向G20中的19國領事館表達對「送中案」的焦慮,多數領事館接收遊行者的聲明。遊行發言人稱,原估計數百人參加,至上午11時已超過1500人。「愛丁堡廣場集會」的參加者,則超過1萬人。

參加者多為年輕人,特別是大、中學生,也有些中、老年市民。

年輕人為主 盡責任發聲

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成為社會抗爭的主力,是很自然的事。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論述政府與大學(大學生)普遍有裂痕。它說:「如果總統府是(政府)權威的象徵,那麼學生會所在的建築物就是反抗的象徵」。

年輕人、大學生站出來「反送中」,是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六二六靜默行」的一位參加者,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時表示,對G20峰會並無大寄望,但「不能坐視香港死」,要發聲守護香港的自由(大意)。在「六九大遊行」和「六一六大遊行」者的談話中,也有「盡自己責任」的表示,這就是自覺地承擔社會責任。

在他們看來,香港的自由、法治急需守護時應站出來發聲,否則會感到慚愧。這與亨廷頓書中說的「愧疚感」相似。

政治生態變 陸化正增強

香港年輕人熱心參與和平請願,與台北近期的民間遊行相似。後者抗議「紅色媒體」(指《中國時報》)淪為「中共宣傳工具」,數萬參加者中),多為年輕人。這是關乎政治生態變化衍生的憂患意識。

近幾年,北京政局左轉,回到毛的政治老路(註1),重提「階級鬥爭」,藉口「敵對勢力」煽動顏色革命,鼓吹並製造社會仇恨。在中共黨內,有清查、清洗「兩面人」之舉(註2)。

當權者強調「講政治」和「強(敢)亮劍」(註3)。在「黨領導一切」的口號下,推進文教界的「亞文革」,強化思想、言論的控制。

最近的多次大會,都推動、監督學習總書記「重要講話」,聲稱要「提升政治站位」,大力宣傳「兩維護」(維護總書記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權威和集中統一)、包含「偉大鬥爭」的「四個偉大」。所謂「政治站位」,實際是支持個人集權、個人權威、個人崇拜,並表態效忠(定於一尊、一錘定音)。

在「一國」大框架之下,香港不可能置身於北京政治生態的變局之外;台灣的政局和選情,亦受到北京「左局」的影響。

在香港,陸化(紅色化、赤化)的程度增強;「高度自治」的程度更弱,兩制邊界模糊化。許多港人因此對香港的自由、法治、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有焦慮感。

「送中案」的出台,更令許多港人困惑。年輕人的「壓迫感」更大,憂慮個人前途,站出來發聲的意願更強。

對G20峰會 難產生壓力

G20峰會的會場外,向來有各國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NGO)的抗議活動,本屆的大阪峰會亦不例外。

比較特別的,香港也有民間的請願,數十位港人於6月28日在會場外請願,呼籲各國關注港人抵制「送中案」。這是靠網絡平台聯絡的集會,「眾人連彼此的名字也不知道」(註4)。

這種會場外的請願和在香港的「六二六靜默行」、「愛丁堡廣場集會」,對北京不可能有壓力。G20的大阪峰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峰會不會有正式的香港議題。

在峰會前,北京的「中外媒體吹風會」稱G20不會有香港話題,只「聚焦」於全球的經貿、金融。又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允許任何國家、任何個體干涉」。

儘管對G20峰會議題不會有影響,但「六二六靜默行」等請願活動,港人在西方媒體刊廣告,會使西方媒體保持對「送中案」的關注。

港人設眾籌平台籌得的廣告費,已超過500萬港元(原定300萬),突顯香港民間社會的動力。籌款用於G20峰會期(28、29日)在西方大媒體刊廣告,表達撤回「送中案」的堅定意向。

G20峰會的民間請願場景。(亞新社)
G20峰會的民間請願場景。(亞新社)

英國曾出聲 關注度較高

美國正苦於與北京的貿易糾結,不可能替香港出頭「爭取」什麼。「送中案」和大遊行發生後,特朗普只說遊行規模大,有點小學生式的「驚訝」,並沒有表達什麼「關注」和立場。

他的前任奧巴馬到北京訪問,在大學的演講中,尚宣揚普世價值:和平、自由、法治、民主、人權。特朗普從不說這些,對香港的「關注度」甚低。

相對而言,對「送中案」和香港自治、自由、法治的「關注度」,英國、加拿大、歐盟的政府比美國總統高。

即將離任的英國首相文翠珊,不久前在倫敦接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胡春華,強調《中英聯合聲明》仍有法律效力,表示關注香港的自由、人權和「送中案」。外相侯俊偉則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六一二事件」,並將考慮是否應繼續供應催淚等裝備。

對於香港「六一六大遊行」,英國《經濟學人》讚賞港人「非凡的勇氣」。《金融時報》亦讚港人為自由「做出了榜樣」,它說:「隨着中國影響力的增強,中國試圖向香港甚至亞洲輸出其制度和影響力。而西方政府應該站出來為香港人民提供道義上的支持,捍衛民主,勇敢發聲。」(註5)

德國說人權 提普世價值

德國政府、議會和大型報紙,對香港自由、法治受到的衝擊和「送中案」的糾結,關注度亦高。

德國議會人權和人道援助委員會主席、自民黨議員延森(Gyde Jensen)對德國之聲說:「百萬香港示威者走上街頭抗議,這些年輕人的勇氣應當得到認可,……香港當局必須盡全力維護人權的普世性,並且化解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僵局。中國對權力有着肆意的渴求,正在埋葬香港的自治、人權和基本自由權利。」(註6)

6月27日,她又公開呼籲總理默克爾,在大阪峰會替香港出聲,與中方討論人權、香港話題,明確「人權是普世價值」(註7)。

在G20峰會前,西方媒體就已大量報道、評論「送中案」,網絡平台德國之聲、美國之音和BBC等,更有專題特輯。西方媒體對港人的「同情」、把「送中案」熱炒,令西方民眾更了解香港的實況,香港抗爭者獲得的「道義支持」會更大,但實際不能解決香港官民的糾結。

為香港發聲的延森(Gyde Jensen),德國議會人權和人道援助委員會主席。(Gyde Jensen Facebook)
為香港發聲的延森(Gyde Jensen),德國議會人權和人道援助委員會主席。(Gyde Jensen Facebook)

我說你聽式 扯顏色革命

社會抗爭者在西方媒體的廣告、「六二六靜默行」向外國領事館發出呼籲,在北京當權者看來都是「告洋狀」。它不可能回應許多港人對自由、法治的焦慮感,更不會承認「高度自治」走樣。北京官方習慣於「我說你聽」式的訓政,對香港民意冷漠。

當前,北京政治宣傳的「主旋律」,是強化「西方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宣傳,把港人的和平、理性請願扯到「西方煽動顏色革命」。港人與香港官方、北京當局仍缺乏對話、溝通的空間。

註釋:

註1:〈許章潤再議論 停改革回老路〉

註2:新疆高級法院院長文,《新疆日報》2018.12.28,A2版。

註3:〈維護核心權威 亮劍清兩面人〉

註4:〈G20峰會前夕〉,立場新聞2019.6.27。

註5: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8665903

註6:德國之聲2019.6.12。

註7:德國之聲2019.6.27。

本文原題〈送中案未了結 六二六靜默行〉,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