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為《信報》成立45周年，本社將作出一系列報道。本文為「如何打造《信報》系列」第三篇，由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訪問《信報》創辦人之一駱友梅，分享創立《信報》的經歷，內容豐富，將分四篇刊出，以饗讀者。
梁：1974年，內地批林批孔運動引起很多爭議，你們也有關注國內政情？
駱：我們用心處理國內政情的消息，畢竟還是很有隔膜。當時國內消息封鎖，很難得知，要依靠一些觀察中國問題的專家。
梁：林先生在《明報》與丁望工作過吧？丁望是中國問題專家。
駱：丁望是中國問題專家，林先生未到海外唸書前，第一次在《明報》就是為查先生和丁望倆當資料蒐集和整理，他對國內情況、尤其是文革種種，也添了知識。在《明報》月刊也寫過一點關於紅衛兵的文章，至於《信報》上批林批孔的新聞和分析，居功的應是幾位專家作者。
梁：《信報》的冒起除了靠林先生的社論外，還有和副刊，對嗎？
駱：「投資者日記」是脫胎自更早便已在報上登場的「金魚缸」專欄，那是一個由出市代表供料的日誌式框框。至於不是以一人之力而成的「投資者日記」，筆名曹仁超原本不是屬於曹志明個人，而是屬於《信報》統其成的集體筆名。由於多源頭供料加上刻意統一的筆觸和風格，確曾得到很多讀者追捧。
出自一人之手的「政經短評」，自創刊起便是一年360天見報，後來是一週五篇的「短評」在改為「林行止專欄」後才越寫越長。林先生是不再當總編輯的日常職務後，才專注於只看幾個欄的小樣和寫他的署名文章。未有外聘總編輯和總經理前，我們二人在報館都要兼任很多不同崗位，林先生曾有許多年是天天當編輯、起題目、看大版兼寫稿。初期員工只有數十人，在字房工作的佔去相當比重。但是正因為人手不多，迫使我們面對處事和學習的機會更多。
梁：記得當時捉葛柏、四大探長等案件你們都有報道？
駱：這些都有提及，因為社會問題與經濟活動關係密切，即使是股市裏面，當時也有所謂探長資金。打打殺殺、交通意外等一般突發新聞我們很少報道，但是關乎經濟金融和投資層面的社會新聞，便不能不做。
梁：有否幫到你們的銷情？
駱：沒有太大幫助，副刊才有穩定銷路的作用。
梁：1975年的船民事件，你們與政府立場不同，是嗎？
駱：不是，《信報》的採訪沒有立場，《信報》的評論對不同議題、政策或者是政府的處事步伐未必苟同，見諸報端的不同作者有不同論調，與政府觀點不一致並不是反政府，也不代表與政府不和。像你說的船民事件，我們反對，是覺得麥理浩似有藉事件在國際間建立個人聲譽。不過現在回頭看來，我們感到他的人道精神倒非做作而是真誠的，不過事件對納稅人和香港社會造成了時日頗長的沉重負擔，亦為不爭之實。
梁：蔣介石1975年逝世，你們如何評論中台關係？當時報界分左右兩派，你們立場頗為中立。
駱：我們在當時在左右派間，地位算是比較超然，沒有偏左派右的預設立場，沒有特別為蔣介石逝世而興工動作，反而蔣經國去世有較多評論，覺得他的逝世對台灣而言，非常可惜。
梁：行內人當時都很關注《信報》，包括消息、分析，尤其是丁望的文章。
駱：其實《信報》當時對兩岸問題的評論高下，不在辦報的主事人，而是找到相關議題的專家和評論高手，見報的政經評論多於純粹的報道，而文、史、哲話題的討論也不遑多讓，很受注意。
梁：逮捕四人幫、鄧小平復出等消息傳出時，你們對國內局勢看法如何？
駱：在這方面，我有較深的體會，因為很早便多次應邀到國內，大約是1974年開始到內地參觀和採訪。
梁：林先生有跟你一起回內地嗎？
駱：他沒有，他在華國鋒任主席（註：中共中央主席，並非國家主席）時才去過。香港報界前輩邀他出席人大政協會議。他是害怕開會的人，到了北京列席開會，很不習慣，要求早退。當時到國內的行程全部都是事先集體安排，個別找交通工具提早回港好不容易。
梁：你有陪他去嗎？
駱：沒有，那個階段，我們兩人是沒辦法一起出門的，從1973至83年的整整十年間，都沒有一起放假。
梁：你對鄧小平的開放政策有甚麼看法？
駱：我覺得非常好！改革開放釋放了中國國力，救黎民於水火，因為當時民生凋敝，物質貧乏得不成說話。鄧小平的三上三落，在我較多回內地的念頭，便曾親自看到國內群眾敲鑼打鼓慶祝鄧小平下獄，然後又敲鑼打鼓放鞭炮慶賀鄧小平復出。
香港問題在鄧小平得勢後浮現，他是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與英國人接觸。香港一直被視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共產黨執掌中國之後，既沒有收回也不談論收回這個地方的事，當中一定存在某些協議，雙方對於是否交還香港不可能毫無默契，林先生的短評，從1974年開始便談九七問題，主要是關於租借九龍和新界的續約問題。
梁：你們早期希望英國繼續管治，後來態度轉變對嗎？
駱：我們沒有轉變態度，希望英國延續管治是因為想保有一貫的生活方式，覺得中國的政策經常改變，以香港為家的人當然渴求穩定，一切不變，所以提出很多延續租借的假設，和怎樣延續管治的方式等。最後英國人決定撤走，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希望延續近乎英治時期的行政制度和管治。及後出現《代議政制白皮書》，英國人為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作準備，代議政制的諮詢，意味「還政於民」的推行。
梁：1979年期間的中越戰爭，左派報章宣布中方勝利並撤出，但你們卻不這麼認為，而且丁望的分析文章亦不認同，如何做到呢？為何你們會知道是慘勝呢？
駱：我認為對作者或刊物而言，很多客觀危機或者災難發生時，如何評論和處理是一個發揮專業知識的機會，新聞工作亦同樣有所謂「危危百事成」的顯例。
梁：《中報》創立，有沒有影響你們的銷情呢？傅朝樞離開台灣到香港，1979年開始籌備，1980年2月份成立，你們有沒有被挖角？
駱：人事方面，她對《明報》的影響較大，對《信報》倒沒有甚麼影響。
梁：《財經日報》創刊你們又如何應對呢？
駱：1984年的《財經日報》曾有挖角潮，很多舊同事被挖走，但《中報》成立卻沒有。
梁：你應該認識韓中旋先生吧？
駱：認識，而且記得他說的「海大唔掗船」，認為報紙行頭闊，辦報的人須有心胸，不用把同行競爭看得太了不起，清楚自己在做甚麼最重要。
梁：1987年11月底，《金融日報》創刊，以及1988年1月《經濟日報》創刊，你們如何看待呢？
駱：《金融日報》沒太留意，反而《經濟日報》最初是想入股《信報》，事前也曾見過面談合作。對我們沒甚妨礙，他們重視地產新聞，成功開拓自己的市場，我們過去一向不多地產新聞，只在意地產公司業績和分析，沒有花更多工夫和人力於可能產生推波助瀾作用的房地產投資。
梁：尤德上任之後，政策有所改變，你們與他的關係相當密切，對嗎？
駱：與他的關係較其前任多很多，尤德懂中文，告訴我有看《信報》，覺得《信報》的水平不錯。我對政府政策的理解較深，也是從他任內開始。一早相識的夏鼎基爵士，在尤德爵士到任後不久，邀他和我三人午餐，環繞時事話題談話，包括當時外界議論紛紜的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夏鼎基說不理解為甚麼有市民為此而牽扯到擔心隱私問題，而尤德爵士則說聽了那麼多人的反對理由，便該結合專家和群眾的意見，不應硬推。
梁：當時的運輸司施恪（Alan Scott）積極推動。現在回想，我覺得應該要推行。
駱：我不知道九龍的情況，但香港島似乎是很有困難，很多經研究的專家認為，沒有可供選擇的更多其他通道是道路收費發揮不到疏導交通的最大困阻。
其他談及的話題中，包括港人的國籍問題，像我是在內地出生，來港時只有一歲半歲，成人身份證上的國籍是「Claimed Chinese」（自稱中國籍）。當時我持有的旅遊證件是綠色的「CI」（身份證明書）到外國，姑且不說簽證手續的麻煩，去德國還要用英鎊繳納保證金，百般留難，更不好受。我對自己的身份證印上「報稱中國籍」很不自在，覺得要麼就寫「中國籍」，要麼說我們是沒有國籍證明文件的香港居民，「自稱」或「報稱中國籍」，看來不合體統。結果尤德任內港人換取新的身份證，上面再無「報稱中國籍」的礙眼說明，卻淪為了無國籍（stateless）居民（resident）。
梁：尤德在1986年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很可惜！然後由衛奕信接任，你和他的關係又如何呢？
駱：他和尤德同樣是在外交部出身，是我接觸過的高官中，中文很好的兩位，衛奕信像個學者，也看《信報》。有時候他會與我單獨談話或作個別訪問。六四清場後的約見，讓我看到他的一臉頹唐，他對港人處境的同情十分真摯，而他推動重振港人信心的一連串建設和計劃，極有可能是導致他在英國政壇和外交部仕途受阻和不能繼續留任香港的原因。
梁：他在八九民運後的1990年提出香港玫瑰園計劃，雖然被中方大肆抨擊，但彭定康隨後合力推行計劃，我們現在才有這麼好的機場。
駱：他本可以連任港督做十年，但只做了五年。看來第一原因是他派護照，讓港人申請居英權，另一原因是力促興建機場而沒有太賣英資利益的帳。我覺得他是愛護香港、真正屬於香港人的港督。他和彭定康不同之處，是彭督鼓吹民主，勇往直前。而衛奕信卻會因應中港之間的政治現實，認為在有限度的民主基礎上，港英政府不宜強行其是，而是耐性爭取中方信任港人追求民主成份是可行的，否則易生「欲速不達」的反效果。相對於繼任他的彭定康的硬朗，本地政界的長老級人物，大多認為衛督軟弱便幾成定論，理解不到他是對中國作風了解更深的內涵。
彭定康上任的首份施政報告便是政改方案，隨後反映民意的民調說明支持度是出乎意料的高。彭督興高采烈召集幾位報界中人，包括查良鏞、韓中旋等前輩，我也在坐。他開口便說，以香港的民調反應，他不相信香港推行不了選舉制度，南中國沿岸中國城市的人口，都能聽到香港的電台廣播，這種支持民主選舉的反應，北京怎能不聞不問不理會。
梁：你們不太認同他的講法，對吧？
駱：他不理解中國政治與民意的關係，他從民選國家出身，覺得民意至上。這是不幸的文化落差，所以彭定康那時以還政於民的民主體制為基本取向，香港的立法會，沒法實現「直通車」（立法局議員直接成為特區立法會議員）過渡，就是因為提出了「新九組」方案，與中方的關係鬧僵。
梁：當時賀維宣布九七將香港交還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移民，引起移民潮，當時你們如何看待呢？記得你們在這方面有過很多評論。
駱：賀維是1984年作的宣布，移民潮掀起，我們並非不想移民，也有鋪後路的打算，只是當時就此斷然離開還有很多牽連，也未必是好的辦法和時機，我們一直猶豫、觀察，未有清晰的取向。當時做新聞的人就是這樣，做事忙，為自己的盤算於無意間便擱在一邊了。我記得馮景禧先生曾對我們說：「你們哪會走？即使到時解放軍來到深圳，你們依然忙着採訪吧。」
梁：記得1983年中英談判期間，港元波動很大，曾經插水式下跌，彭勵治準備去紐約前在機場說不會和美元脫鈎，這事你有印象嗎？有一晚旺角有暴動，還燒車，接着物價就波動得很厲害。
駱：記得，當時港元貶值、物價暴漲，市民甚麼都搶購，連廁紙也不放過，市場很亂，最後匯率定在一美元兌七點八港元。Greenwood（祈連活）先前已有構想聯繫匯率的盤算和建議發而為文，我相信港元幣值這回事，各方不是沒有戒備，可能只有定價的數字是最後一刻的決定。宣布實施聯繫匯率的彭勵治在任職財政司之前並不是公務員，他回答記者問題的技巧和口風少了轉圜的彈性，與公務員和模棱兩可不盡相似。
梁：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人心不穩，後來慢慢穩定，到六四發生後才爆發移民潮。
駱：我覺得當時香港一直都不穩定，在1989年之前本已轉好一些，因為大家感到中英談判後，起草《基本法》的工作，中港之間，大家有商有量，一團和氣。
梁：起草《基本法》時有諮詢委員會，你們有沒有被邀請呢？
駱：我們不可以參與這類工作的，仍在新聞前線的人，感覺是不該直接介入。
梁：印象中有邀過你們，查先生也被邀請了。
駱：其他同事有沒有我不知道，但我確是沒被邀請當委員。我覺得，有時新聞界也難免會有擔任公職的邀請，可是仍然在職的新聞工作者，看來還是與政府工作保持距離比較恰當。
梁：對於公布《基本法》呢？你們有甚麼看法，條文是否合乎香港人的需要？
駱：《基本法》起草工作後期發生八九民運是個關鍵性轉折，對國內的影響比預期小，對香港的打擊比想像大且深遠。開始的時候，學生是針對官倒、通脹和物價飆升等，可是很快便變為對社會改革的要求，香港同情的示威者，發動籌款，送物資到國內支援。結果運動卻以坦克清場告終，而「動亂」的定性又從沒變改，曾經支援「動亂」的香港在北京領導眼中，其會成為「反共基地」的戒心大增。
從當初獲邀參與起草《基本法》的香港精英看來，北京當初器重的港人並不偏袒香港的「老愛國」，經過幾年琢磨，《基本法》的草擬工作絕對是讓香港有一個好的開始。可是六四以後，「還政於港人」的擺明了的想法，北京生怒，彭定康1992年提出的政改，「新九組」造成的決裂催生臨時立法會，立法局的直通車沒有了，中方信賴的香港人圈子收窄，凡事也不再那麼寬容，親中與否變成基要，應邀入臨立會的議員，也改以中方觀點和準則因應香港問題，向有的香港立法局制度嚴重撕裂。我覺得，八九民運的失望和激情餘緒從未得到安撫，對香港的破壞包括原來可以管治香港的人才，大部分被北京廢了武功，不被納入管治幹才的名單，無法令回歸後的香港是人才盡用、人盡其才的廣納人才。
在港英體制中人富有行政經驗的人，瞬間被劃歸為過不了深圳開會的孤臣孽子；傳統左派有很多人，可是多數沒有參與英殖香港管治的認識，這便導致香港在邁入九七後的新時代，人才青黃不接，根本不夠有經驗的治港良材。為甚麼時下青年人如此挫敗和受壓抑？因為囿於「愛國」設限，他們不覺得自己是在公平競爭下生活，絕對不是以前許家屯所說的「百駿競走，能者奪魁」。
梁：你們跟許家屯的關係也很密切，對嗎？
駱：我們可謂不打不相識，一開始是《信報》批評其城寨之行，他找我們吃飯，我們不去，因為我們向來在工作以外很少交際。後來因為我們的作者和他關係很好，三番四次促成邀約，經接觸與交談後，發覺他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相當開放的共黨官員。六四事件後，共黨內部的政治角力和人事傾軋，導致他要出走美國，到九十多歲想回鄉落葉歸根也不行（編按：許氏於2016年6月去世），他在香港的工作事蹟全被抹殺，大佛圓頂芳名錄上，曾是主禮人的名字也要擦掉。大陸作風就是這樣，官方書寫的歷史才算真，才有留存的價值。
如何打造《信報》系列之三
八、九十年代政經評論舉足輕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