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新布雷頓森林體系，或布雷頓森林體系2.0版（1971年至2008年）。美元在1990年左右進入平穩時期，但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打破了這一寧靜。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向美國出口商品，而隨後將資金再回流到美國國債等金融資產，被稱為新布雷頓森林體系。隨着美國貿易赤字不斷變大，全球失衡加劇，對這一體系可持續性的懷疑再次導致美元貶值。直至2014開始隨着美聯儲重啟加息周期臨近，美元轉為走強，市場也轉而擔心美元超調過度走強，呼籲簽訂新「廣場協議」以抑制美元升值。
因此，全球貨幣尋錨和錨定的第一個周期是從1929年到1971年，第二個周期是從1971年到2008年。即每40年為一個小周期，第一個周期以全球通縮開始，以全球通脹結束；第二個周期以全球通脹開始，以全球通縮結束。在經歷了通縮、通脹再到通縮後完成了一個長為80年的全周期——即1929-2008。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啟第三次尋錨和80年一次的大調整，由於各國各自為政的策略難以為繼，現在面臨的困難比1971年到1985年更大，與1929到1944年有更多類似：今天的問題是通縮，1971到1985年期間則是通脹；今天的問題是美元在走強，其它貨幣則較弱勢，而在1971到1985年期間，美元走弱，其它貨幣走強。從歷史的辯證角度來講，不可能是簡單地重蹈1929年到1944年間的覆轍，而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各主要國家之間如果協調不好，全球經濟將面臨較大的風險——雖然目前還看不到全面戰爭的風險；最後的調整結果也不太可能只是最強貨幣一枝獨秀。
有能力開啟並主導全球貨幣體系新談判的國家不是很多。德國不願意擴大財政赤字的規模。對歐元區其它國家來說，德國的財政政策溢出效應也不夠大。如何協調德國的財政政策和歐央行（ECB）的貨幣政策也是新的難題。歐元區主要國家在談判中扮演的角色和貢獻不會很大。從日本來說，其國債佔 GDP 的比例達到了260%，還有多少財政空間？日本今天的地位和1971到1985年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尚有地位的英國 GDP 規模卻比較小。
通過比較分析，全球擁有談判籌碼的主要國家是美國和中國。要成為「主要國家」必須具備兩個重要條件：第一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還有較大的空間，美國和中國的貨幣政策空間比 ECB 和日本要大。第二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形成較好的協調機制。各國如果繼續各自為政，則效果不佳，以鄰為壑的政策將會進一步加大國家之間的矛盾。未來我們應加強國際合作和協調，中美之間加強協調大有文章可做。
第三次尋錨與大國崛起
當前，全球再次面臨貨幣體系的失衡以及通脹預期的動搖兩大基本問題。解決之道在於抓住兩點：
首先，盡快開啟並達成類似於廣場協議的「上海協議」，以穩定全球匯率體系。考慮到經濟體量、以及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重要性，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中美兩國（G2）、以及其他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如印度、巴西、墨西哥等。
其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並舉，穩定通脹預期。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央行持續而大規模的貨幣寬松政策在刺激經濟和提升通脹預期上成效不大（例如歐元區）、邊際效應遞減，甚至還帶來一些負面效果（如負利率對銀行板塊的潛在影響）。因此穩定通脹預期需要貨幣、財政政策並舉，而考慮到歐元區貨幣（歐央行）和財政政策（各個國家）難以協調、以及日本已經偏高的槓桿水平，全球財政擴張的主要潛力和空間仍在來自中美兩國（G2）。
正如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成功穩定了美元匯率，本次依然需要達成類似的協議，通過各國央行協作以實現全球匯率的穩定與再平衡，而其中的關鍵將是中美兩國（G2）。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也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具有巨大的影響全球貨幣體系的能力；人民幣將於今年10月1日納入 IMF 的 SDR 一籃子貨幣，在全球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從貿易結算來看，雖然目前人民幣貿易結算中幣種尚小，但是上升勢頭很快。
對於勢在必行的全球貨幣第三次尋錨，中國如何應對、布局、參與、引領？1945年，中國參與雅爾塔會談並簽署相關協議，確保了中國的二戰戰勝國地位——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 IMF 重要股東。1985年，德國和日本參與了廣場協議會談並簽署了相關協議，標誌着他們從二戰的戰敗國晉升為戰後經濟金融強國。中國必須參與並引領第三次尋錨的相關談判，這樣在人民幣加入 SDR 籃子之後，中國才可能成為被全世界所認可的又一個標誌性經濟金融強國。
原刊於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