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30年期間,我曾受到不少內地城市政府的邀請為他們講課,在某些戰略發展問題上,提出我的意見和建議。 而我講的題目一般會環繞着內地城市或經濟圈,在建立他們的戰略發展時,應該要考慮的發展重點、方法和對照海外其他城市發展方面的經驗。
地方政府官員 樂於學習聆聽
非常記得,應該在近20年前,杭州市政府曾經邀請我為他們講解該市未來應如何發展。當時,互聯網還不是非常普及,而阿里巴巴仍只是一家規模不算很大的公司。 但當天杭州市的黨委書記和市長都有到場聆聽,還有其他不少代表。
當然,今天的杭州正成為中國創新、創業之都之一,是阿里和其他許多科技公司總部所在。在那裏,年輕人創業氛圍濃厚,創業公司比比皆是,年輕人有足夠的社會向上流動機會。
除了杭州之外,我亦曾經與不少內地城市政府講過課,給予他們一些我的意見。當然,他們聽不聽,我當時是不知道的。但感覺上,他們的代表都比較願聽和認真地做筆記。
事實上,20-30年間,中國不少城市都發展得非常好,不少都建立了他們比較清晰和明確的定位,以及在那定位上有所作為。城市與城市之間進行着競爭,驅使城市產生了積極的意識。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於今年5月20日,我受邀參加了由《中國日報》和天津市委宣傳部共同舉辦的主題為「智慧新時代:賦能新發展、智構新格局」的線上「新時代大講堂」。那次「新時代大講堂」是為了配合第5屆世界智慧大會而召開。
世界智慧大會已經在中國成功舉辦四次,聚焦在全球智慧科學和技術領域的學術交流、傳播、開放式創新和深化合作。 在演講中,我就人工智慧未來發展態勢、人工智慧在後疫情時代扮演的角色和天津市未來發展方向分享了我的觀點。
科技自主創新 帶來價值機遇
我講的內容可以簡單歸為以下總結。
當今世界正在進入一個由多種顛覆性科技共同影響的新時代,這些顛覆性科技包括了物聯網、人工智慧、5G、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 與此同時,世界也在經歷從線上連接產生經濟價值,過渡到一個基於演算法經濟的新階段,新階段將有效發揮人工智慧的價值。
演算法通過從人、設備、業務、和流程等之間生成的海量數據中提取可操作的洞見來創造價值。愈來愈多的中國政府現在認識到,單純的虛擬經濟模型可能無法在任何時候都行之有效,因此他們呼籲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進行整合,以釋放演算法和智慧技術的力量。
今年3月11日,中國政府的「十四五」規劃正式發布,這一國家發展規劃明確了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方向,且強調創新和科技自主將成為重中之重。此外,中國的2035年遠景規劃亦提及,中國將在其發展道路上,進一步提升高附加值產品的製造能力。
中國政府持續推動以創新為引擎的高質量發展,這將為中國帶來諸多新機遇,尤其是在天津這樣的重要高科技中心區域。 中國的許多城市,包括天津在內,都在重點發展智慧互聯汽車、新能源汽車和自動駕駛技術。 而多年來,天津在製造業、物流、醫療衛生等領域積累了不少優勢。 在實體經濟方面,天津有着巨大的機遇,且通過智慧製造和集成物流將進一步賦能該機遇。
依靠天津的歷史優勢,發展以工業互聯網為基礎的生態系統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此外,天津在發展成為一個兼具運營和創新的移動出行樞紐方面有着天然的地理優勢。此外,雖然量子計算仍處於發展的初期,但隨着天津市政府對創新驅動的智慧技術與產業融合發展的支援,量子計算這一領域亦值得投資。
港府守舊眼淺 應效內地態度
香港的發展在回歸後,在不同特首執政的階段裏都有不同的發展藍圖(或《施政報告》)。總體來說,效果可以說是強差人意,香港並未完全發揮它應有的潛力。
除了一些深層次問題之外,香港政府官員在學習新事物和創新方面可以說是乏善可陳。可能除了金融領域之外,香港官員對於世界上科技方面的發展和它可能帶來的創新機會的了解嚴重不足。
回歸後,香港曾經有機會建立「半導體矽港」的計劃,可惜因公務員體系的守舊和眼光不足,而被上海後來居上,成為今天著名的中芯國際公司,並創造了巨大的價值。數碼港項目本來亦應是一個好的創科專案,可惜最後變成房地產項目。
除了是過去港英遺留下來和相關AO系統,照單全收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之外,香港官員在集體學習新知識,特別在科技、創新等方面可說是非常缺乏的。
沒有知識便沒有突破,線性思維已經不能解決今天多維、快速變化、經常模稜兩可環境中所衍生的問題。 內地不少城市政府是學習型組織,他們在吸收新知識方面抱着積極和孜孜不倦的態度,同時亦經常能夠將知識轉化為行動,往往與企業們(不論規模大小)建立協同的生態系統,孕育企業的發展。
內地大量城市於過去20-30年,能夠高速和高質量發展不是沒有原因的,它亦不是像某些觀察者所說,是因為所謂「長官意志」、「形象工程」等(可能一部分是)。 中國許多城市的發展是由一種內生動力所引起的,通過整體學習能力和良性競爭而產生出來的一種力量。 它們的成就是有道理的。
內地城市政府的積極態度值得香港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