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先生的政治、憲政和法律思想，充分反映他對於西方憲政學說和實踐經驗的學習和吸收，並應用到中國的具體情況和政治環境。通過制定憲法而為中國建立民主憲政的政治體制，是張君勱先生一生的志業。他在1946年夏天在上海向民眾作一系列的演講，推介他參與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講稿後來在1947年彙集成《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一書出版，在書裏他自述說：「我自青年時代即有志於制憲事業」；「我屢向朋友說：『我從廿歲左右起，熱心憲法問題，中間也從事過憲法草案，隔了40年後，所從事的還是一部憲草。』對於自己，這是一件傷心事，對於國家又是一個大不幸。」
中庸之道的政治改革主張
作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議政和參政者，張君勱主張民主憲政、民選議會，反對暴力革命和一黨專政；他主張以「逐步溫和手段實現改革計畫」，對現有體制進行「漸進而有秩序的改革」。他的政治立場被形容為一種「中庸之道的政治改革主張」，受到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的影響。「所以先生一生的政治言論從不走極端，總是心平氣和的將各方面意見，作以調和或予以改進。」張君勱除了相信憲政作為一個公平合理的制度框架外，也有自己的具體政治主張，他寫道：「3、40年來，我所以自效於國家者，曰去舊謀新，曰民主、曰自由、曰政黨政治，既無事為自己功名權位之私意，尤戒所謂奪取政權之動機。平日所主張，以近情合理為與歸，所欲效法西方者，貴乎其能為國家立永久規模，而不取激烈反常之猛劑，發為言論，驗諸常識之同然，不專以轟動一時蠱惑群眾為事。因此趨向之故，我心之所慕者，乃英美式之民主，為英國工黨之費邊主義。質言之，以民主為方法之社會主義。」
在《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裏，張君勱對憲法和相關的概念作出了由淺入深的說明，他在當時向國人介紹的憲政之道，雖然寫於60多年前，但今天重讀，我們仍可感覺到有關道理的歷久猶新，絕對沒有過時，字字珠璣。在書的自序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憲政原理的普適性：「民主國憲法之根本要義，如人民監察政府之權，如政府對議會負責，既為各國通行之制，吾國自不能自外。」書中第一講的題目是「國家為什麼要憲法？」張氏開宗明義地指出，「所謂近代國家，就是一個民主國家」；「近代國家的基礎在立憲政治，在民主政治，在以人權為基礎的政治」。關於人權，他談到人身自由，言論、信仰、集會結社等自由，他指出：「這種種自由，假定政府可以隨便剝奪了去，譬如說人民不管他犯罪不犯罪，可以隨便拘囚，乃至於人民要講話要辦報，政府可以隨便禁止，這種種權利的剝奪，就等於『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的專制政治。明顯一點來說，就拿人身自由來說，假定政府能隨便拘人投於囹圄之中，那麼就等於一切人皆喪失自由，誰敢再來對政府有所批評或有所爭執。從這一點來說，可以看出人權運動實在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礎。因為沒有人權，就沒有民主政治了。」
國家為什麼要憲法？
至於「國家為什麼要憲法？」，張君勱回答說，國家存在的目的是維持人民的生存，保障人民的安全，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使他們彼此相安」，「使各人有自由發展」，並「造成一種法律的秩序」。在這裏，張氏介紹了私法和公法的概念，然後指出，「憲法是公法之一種」，它「規定政府權力如何分配於各機關，以達到保護人民安全與人民自由的目的」。憲法一方面規定「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尤其是「要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憲法規定「國家權力如何確立與如何限制」。
他解釋說，「沒有國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有了國家，亦是件極危險的事，因為國家手上有兵權有員警有法院，牠就可以隨便逮捕人民，他又可以借國家的名義一定要人民服從他，或者徵收人民財產或者要人民的性命如對外作戰時徵兵之類。國家權力既如此之大，所以憲法上第一件事就是要防止國家的專擅，就是防止國家濫用權力。所以憲法的第一章一定要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他指出，「人身自由及人民權利不能保障」的國家「一定就是專制，就是獨裁」。他又以英國的制度來說明國家權力與人民的關係：「照英國制度，有所謂『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一句格言。這話就是說國家向人民拿錢，人民便須要先問你拿了錢作什麼用。你拿錢的數目如何。」
張君勱十分強調「人權為憲政基本」的道理。他在1948年在成都大學的演講中說：「人權的意義，在哲學上看即是康得所謂拿人當目的，不拿人當手段、工具，也就是說人類有其獨立的人格，政府應待其人民為有人格之人民，不待之如奴隸。」在《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裏，他特別指出，除非人民能認識、重視、珍惜和願意行使和捍衛他們的人權或憲法規定他們享有的權利，否則憲法上的權利只能是一紙空文。他又寫道：「憲法本身所以能保存在，並不是一張紙片的文字就夠的，而是要靠國民時刻不斷的注意，然後憲法的習慣方能養成，然後憲法的基礎方能確立。……要憲法靠得住，就要看人民對憲政的警覺性如何。……我願意奉告諸位一句話，就是：你們對自己的權利有警覺性，自然就有憲法，否則若是你們自己沒有膽量維護自己的權利，那麼儘管有一篇美麗的憲法，也就是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了。我對諸位說，人民對於他的權利的警覺性，乃是憲政的第一塊礎石。」
在談到人民的時候，張君勱提到儒家教養人民的理念，但他進一步指出：「從現代民主國家來說，教養兩端，還是不夠。現代國家人民有參預政治之權利，須辨別那個人應當選，那個人不應當選。所以他得有參預政治的熱心，或行使公民權利的能力。」「須養成良好公民，有辨別善惡能力之公民，然後公民在選舉時能善用其參政權利。」此外，「政府一定要使熱心政治的人到議會裏去當議員，……同時允許他做反對黨，……朝黨野黨輪流執政，自然全國人擔當國事的責任心，由此養成了。」
現代國家須以三權分立保障司法獨立
在《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的第七講，張君勱特別談到司法獨立的課題。這一講的第一句便引用孔子所言：「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張氏指出，「現代所謂司法獨立之制，較諸古代專制君主時代尊重法律之外，另有種詳細辦法。」他強調「司法獨立為近代立憲國家的基本要件」，並指出「三權分立之說」乃司法獨立的基礎。這種現代國家的設計與古代國家不同：「在帝王專制時代，一切大權：立法、行政、司法，統屬於一人；換句話說，就是一權政治。在這一權政治之下，政府權力是無限的；人民自由是毫無保障的。」
張氏特別提醒讀者，「所謂一權專制政治，……並不限於帝王時代。要知道一權政治，在一黨統治的國家中，他的所作所為，也同古代專制時代一樣。譬如1917年蘇俄革命之後，……乃至於德國、義大利之法西斯主義，對於異黨的生命自由，都可以隨便剝奪，也與帝王專制時代一樣。可見一權政治或說三權混合之政治，最容易剝奪人民自由。所以三權分立，或司法獨立之學說，到現在還有提倡之必要，蓋一權政治不因為帝王專制推翻之後，便不再存在」。
張君勱先生晚年的最後一部著作《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原名為《錢著「中國傳統政治」商榷》），起源於他讀到錢穆先生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高度評價，覺得不以為然，因而寫出一系列文章，去評論錢穆的觀點和分析中國傳統政治的弊病。張氏不同意錢氏認為中國傳統政制並非君主專制的觀點，張氏說他這本書的宗旨，「不外乎民主政治與傳統政治根本上之不同」。他指出，現代「民主憲政之大經大法」，包括三權分立、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此三原則之實現，在乎有一部成文憲法或不成文憲法。此憲法之制定出於人民全體之意志，或出於議會代表之意志。其最後決定之權，操於人民之手。此之謂人民主權，伸言之曰主權屬於人民全體。……此之謂人民為主人翁。此之謂民主國家。」
「民主國之主權屬於人民或議會」
張君勱進一步指出，由於「民主國之主權屬於人民或議會」，「人民之權力如此其廣，因而人民之智識與判斷，不可不求其正確與審慎。質言之，政治之好壞，繫乎人民能力之強弱。而國家所以達此成績，唯有在治安之中，求人民智力之提高與廉恥之心之發展，而國家對外之強大與威權，亦自隨之而來。此則現代國之所以為現代國之順序也。」
雖然張君勱對於中國傳統專制君主政制進行批判，又大力主張在現代中國建立民主憲政，但他不認為需要反對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部分的儒家思想，反之，他在晚年的著作中，力主儒家思想與民主和人權等現代價值理念的相容性，並認為儒家可以為中國民主憲政的建設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在〈新儒家政治哲學〉一文裏，張氏指出儒家傳統包含以下五點，都是有利於發展民主的資源：孟子談到湯武革命時認為推翻暴君不是弑君；統治者應重視民意；選賢與能；諫議大夫與禦史的制度；黃宗羲的天下為公的思想等。張氏又提到，在西方的啟蒙時代，當時中國的儒家天理說和人性說對西方有所影響，因而促進了天賦人權思想在西方的興起。
關於法治，張氏承認中國傳統相對於西方有其不足之處：「儒家因尚德，而忽視法治。法家所謂法，乃嚴刑峻法之法，與西方議會中之法」不同。「西方之法字，有公平公道之義」，「不得視為刀錐或刑罰者也」。因此，張氏認為「今後之政治學，應以德法二者相輔而行，為今後學術發展之途徑，亦即為今後立國之途徑」。「我以為人法二者，不易軒輊。就今日立國次序言之，法是應在人之先。」有了憲法和其他基本法律後，「其為領袖之若干人能守法，能循序能引導人民，則其國為治國，而百事上軌道。」
儒家與憲政：從張君勱先生的生平和志業談起系列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