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超級富豪肖建華在香港失蹤的新聞，在本地及國際社會均有廣泛報導。
有未經證實的報導指稱這位人稱「千億莊家」的金融鉅子，懷疑因在內地涉及與權貴生意往來，成為反貪腐行動的打擊對象，從香港被挾持返回內地。
這宗失蹤事件再度惹人疑慮，認為北京政府罔顧香港自治權和司法獨立的情況日趨嚴重。反對派某立法會議員慨嘆面對北京政府專斷獨行，特區政府軟弱無力。
然而，對內地或香港的富豪而言，這並非關注重點。所謂「挾持」回內地之舉，關鍵信息在於：各地富商若與內地掌權者有生意上不規範的合作，均存有危險性。
在人類歷史不同時期，或世界各地各種文化中，富商巨賈無不忌憚當政者，在業務上每多步步為營，其中包括下列三大顧慮。
規管苛稅重擔
商界首項顧慮：諸多規管和被徵重稅，大大削弱營商的靈活性；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報放寬規管和減稅，股市隨即應聲上揚。
一般而言，規管會增加固定成本，對小企業造成較沉重負擔，加稅則對大商家影響較大，商界自然傾向支持對規管營商知所節制的有限度政府。
事實上，對這類措施的顧慮屬較為現代的觀念，在世界各地相繼確立官僚制度，實施規管與徵稅後才出現；工業化年代以前的農業經濟時期，執行國家政令須靠其他機制。在歐洲封建時代，尚未建立官僚制度，農產品徵稅須靠地方貴族，是以雖受國君統治，地方貴族仍相當獨立自主。
中國擁有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官僚制度，但由於以農立國，稅收不足以支付官吏俸祿，貪污成風，無法改變，一旦朝政敗壞，綱紀廢弛，貪贜枉法的歪風便會大盛。
至於伊斯蘭國家，管治缺乏官僚制度，往往以征伐和充公民產方式作為國庫收入來源；國家統治者蘇丹（sultan），則靠分配從征伐中所掠得的財物，以維繫屬下部落歸順之心。
沒收財產威脅
商界第二項顧慮：政府在決策上肆意妄為。各地歷代富商大賈，莫不擔心被君主、蘇丹或皇帝任意充公財產，甚至慘遭羅織罪名；所以他們都會儘量把財富隱藏，但若財富以土地產業為主，則難以掩藏。
伊斯蘭國家的富商例必將其名下不動產交由伊斯蘭信託基金管理，稱為「瓦合甫」（waqf）或「奉獻基金」，指定專供某方面慈善用途的捐獻，例如清真寺、校舍、燈塔、孤兒院、居住社區的供水設施等等，而受惠者不一定是伊斯蘭信徒，可見這類信託基金頗為共融。
伊斯蘭信託基金旗下資產，成為富人後代的永久收入來源，免於被徵稅或充公。基金用作慈善用途，被視為神聖，統治者為免負上瀆神之名，亦甘願尊重有關財產的私有權，予以保障。
伊斯蘭信託基金有為國履行社會服務之實，如此安排更可視為統治者與富人之間的不明文契約。透過基金履行善舉，富人可為後代保存部份私有財產，不過社會資源卻未能物盡其用，少不免削弱經濟增長。
工業化時代以前，不論在中國、印度或歐洲各地社會，富有人家均採取類似方式，務求財產不被國家染指。
公私合營隱患
商界第三項顧慮：成為統治者的生意夥伴。與國家合作營商無疑是雙刃劍格局，一方面可迅速得到壟斷特權、謀取厚利，但同時受制於統治者；更堪虞者在於引起貪污，為謀特權而鼓吹尋租，令商家淪為政治說客或政客附庸。
歷史上最初的優惠安排，通常是帝王賦予寵愛商家的專營權。1670年，魯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及其兩名法國商業夥伴獲英皇頒授專營權，開辦後來名為哈德遜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的業務，獨享加拿大北部地區的商貿權益，經營範圍相等於六個法國之大。
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處年代，正值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大盛，商貿活動旨在富國，商家就是與國家分享利益的代理人，商務一概以國家頒授的專營權形式進行。在其名著《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阿當史密斯抨擊壟斷作為營商之道，主張以競爭取而代之。
時至今日，一般經濟學課程都會講授競爭有助促進創新、提升生產力、善用資源，從而惠及消費者等道理；史密斯革命性的主張，在於指出國富繫於消費者的富足，而非統治者之富貴。
要實行這位經濟巨匠的市場競爭之道，起碼要法治完善，具備有助公平競爭的環境，統治者又樂於在一視同仁、尊重他人私有產權的大前提下，約束對追求自我膨脹的一己衝動。這些制度安排可為史密斯倡議的經濟制度提供所須條件，卻仍未足以在道德層面確立有關主張的認受性。
人類歷史發展至今，不同社會都把追逐財利的行徑視為市儈，甚或大加撻伐。商家在人類社會中一向地位低下，重商主義所以獲接納，只因高舉惠國旗號以拓展商務。要推廣阿當史密斯的市場競爭觀念，必須視商貿尋求自身利益之舉為惠及大眾的可敬功業，而非為害社會的可鄙行為。
不予唾棄，反而推崇布爾喬亞（Bourgeois）的觀念，在人類文明史上實屬創舉。1517至1789年超過兩個半世紀期間，歷經意想不到的宗教改革和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西北部孕育出一股嶄新的自由風氣，更由此捲起商貿熱潮。重商觀念促使全球人口從日用開支平均只得三美元的艱難歲月，邁進今日普遍活得豐盛而有尊嚴的盛世， Deidre McCloskey教授列舉布爾喬亞的七大優點如下：
「精打細算」：低價買入，高價賣出；交易而非侵佔；三思而後行；追求卓越，手法幹練。
「氣度沉穩」：善於積聚；營商處世，著重自學；以客為專；堅拒欺詐；處處反躬自省，尋求互讓之道。
「剛正不阿」：堅從正道求取私有財產；論功行賞；表揚勞動；打破特權；用人唯才而非唯親；不妒忌別人成就；將創意付諸實行。
「奮勇無懼」：開創新業務；敢於轉變；不畏破產收場；接受新意念；新一天，新開始，樂於接受新挑戰；拒與宣稱資本主義已死的悲觀派同一見識。
「愛己及人」：關顧至親，同樣關顧員工、夥伴、同事、顧客，以至廣大市民，並以全人類福祉為念。
「信念堅定」：敬重商界同業；標誌輝煌往績；承傳經商、學習、宗教各種傳統；回溯過去，確立身份；
「滿懷希望」：構思更佳任務；賦予日常工作使命感；視辛勞工作為神聖任務。」
布爾喬亞價值
布爾喬亞價值遍地開花，同時為改善物質及精神世界帶來新機遇。現今世代的經濟大事並非經濟大衰退，而是中國、印度開始接納阿當史密斯的經濟觀和香港經驗，並且對久被否定的布爾喬亞重新賦予尊嚴和自由，從而大大激發經濟增長。
毋庸置疑，如此翻天覆地的經濟轉型總會荊棘滿途，對早於二千多年前就已設立官僚制度的古國而言尤甚；縱然人人寄予厚望，中國重建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前路，難免曲折漫長。
假使香港的布爾喬亞價值得到認同，商人受到尊重，未來發展將維持繁榮；若仍繼續享有一貫自由，香港人亦不必懼於肖建華失蹤事件，畢竟其發跡主要乃是國家與內地市場關係持續轉型的副產品。
政府若繼續保持規管寬鬆、稅率偏低，則商家應無懼於上文所述的首項顧慮；若政府不會任意充公商家財富，則第二項顧慮自然消失於無形；不過第三項依然存在，也就是阿當史密斯在其身處時代所擔憂的商業活動，亦即商人與國家合作營商，而卻不獲以法治為據，相信這亦是發生市民失蹤事件的原因。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