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衆多領導理論中，學生最不以爲然的就是「僕人領袖」(servant leader) 的概念。在學生心目中，領袖要不是站在前面發號施令，帶領跟隨者，就是在後面推動鼓勵，助跟隨者發揮潛能。僕人和領袖似乎擔負着很不同的角色和責任，難免令人覺得兩者所具備的素質和展現出來的行爲應該會有天淵之別；事實上，環顧大家所熟識的當代政界或商界領導人，亦是強勢領袖居多，要找到一個既是僕人又是領袖的代表人物並不容易。
事實上，不論在古代東方或西方國家的思想學説中，都能夠找到有關僕人式領導的記述，當中比較直接提及僕人式領導的有基督教《聖經》（The Bible）中所記，在2000多年前出生的耶穌（Jesus），不但為他的門徒洗脚，還教導他們説願意為首的必須作衆人的僕人；和耶穌差不多年代的古印度哲學家和政治家考底利耶（Chanakya）在《政治論》（Arthashastra）中也指出國君（領袖）只是一名雇員，他要做的是令人民喜悅的事， 而不是令他自己喜悅的事。
較耶穌早幾百年出生的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到，管治的最高境界是不讓人民察覺到管治者的存在，而令人民害怕甚至蔑視的管治者境界則最低；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哲學家帕拉圖（Plato）在他的名著《理想國》（Republic）中也指出任何在高位的人包括國君在内，都應以他屬民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為重。這些主張雖非直接談到僕人式領導，一般都被認定是這種領導方式背後的基礎道德理念。
從這個角度看，僕人領導論並不是一個嶄新的概念，但這種理論作爲一種主導式的學説去推動，卻只是最近半個世紀之内的事。
僕人式領導為再生力量
「僕人式領導」（servant leadership）一詞是美國管理學者格林里夫（Robert K. Greenleaf）在197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裏提出的，格林里夫從事企業管理和管理教育研究多年，對美國企業中常見的權威或駕馭式領導的成效抱着很大的疑惑，甚至認爲美國正面對一個領導危機，必須有一種新的領導思維和方法去化解這個危機。格林里夫所指的危機，源自公私營機構規模的不斷增長；依他看來，大機構非人性化和複雜的運作，嚴重窒礙它們所提供的服務的素質（包括對顧客和對員工的服務），長此下去，將會大大降低機構甚至整體社會的素質。
格林里夫認爲，要建構美好的社會，必須為大型機構注入再生的力量，藉以提升大型機構的服務素質和服務提供者的能力和表現，而能夠為大機構帶來這股再生的力量的就是僕人領袖。格林里夫的主張引起很大的回響，並啓動了世界各地很多關於僕人式領導的研究，格林里夫因此亦被稱為僕人式領導運動之父。
格林里夫在他上述那篇文章裏提到一本很有趣的書，他亦坦言他的領導理論是受到這本書的啓發而形成的。這本書就是德國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在1932年所發表的一本重要著作《東方之行》（Journey to the East）。書中描述一班宗教盟友出發去東方尋找最終的真理，這趟朝聖旅行一直都進行得很順利， 直至有一天，朝聖團隊中的僕人里奧（Leo）突然失蹤之後，整個團隊一下子變得支離破碎，潰不成軍，最終更未能完成這次旅程！原來里奧一路上不但承擔了所有粗活雜務，讓大家可以輕鬆地朝着目標進發，更以他活潑的精神和快樂的歌聲支持和維繫着整個團隊。有趣的是，里奧在差不多整本書中都以僕人的形象出現，讀者一點都不會懷疑他的身份，直至故事後段，大家才發現里奧原來是這個盟會的會長，一路上的困難原來是對他和整個團隊的磨練。他表面上是僕人，卻發揮着領袖的作用！
僕人領袖和傳統領袖的分別
那麽僕人領袖和一般傳統領袖最大的分別在哪裏？根據格林里夫的說法，最大的分別在於出發點：傳統的領袖多是爲了滿足個人某種權力或物質的慾望而去作領導，僕人領袖卻是先看見別人的需要，先有一顆想服侍人的心，繼而激發起作領導的抱負，並有意識地選擇去領導。僕人領袖不但樂見跟隨者在個人的品格、能力和成就等各方面都有成長，亦希望造福所屬機構和整體社會，令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他們帶來的是「改變」（change），而不是傳統權威領袖帶來的「交易」 （exchange）。從這一點看，古代的耶穌、近代的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幾年前才身故的南非總統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都是出色的僕人領袖。
不少針對21世紀領袖需要具備甚麽特質和才能的研究都指出，在瞬息萬變和資訊發達的當下，人們不再盲目相信從上而下的權威式領導，我們需要的是善於聆聽、甘於服侍、懂得尊重和勇於承擔的領袖；而這些正正就是僕人領袖所具備的素質，難怪格林里夫的主張引起這麽大的興趣和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