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地產代理並不是一種要靠大量資本作投資的公司，而是一種靠人去努力的公司；性質與律師行與會計師樓之類的公司比較接近。這類公司一般都是有份做，才有得分享成果；離了職之後，就連合夥人的身份也會失去。
然而，我並沒有要求王文彥因離職而退股，我覺得這種一個在朝一個在野的安排，比原先兩個都在朝好很多，起碼可以省卻很多無謂的爭拗。我不介意按股份比例分利潤給他。
結果，92年王文彥離職後，公司的業績突飛猛進，分行由20間增至今天約2,000多間；利潤由千萬元一年的幅度增長至過10億元一年。可見這次王文彥選擇辭職的確是一個英明的決定。
不過，他最近又想回朝，並對這段歷史有不同的解讀，令中原的同事有點吃驚。
我沒趕走過王文彥先生
早年與我一起創辦中原的王文彥先生，在接受某雜誌訪問時，公開指控我奪權趕走他，令他失去參與管理中原的機會。這完全不是事實。真正的情況是他自行辭去管理職務的；只做一個在野股東是他自己的選擇，怎可以反過來說我趕走他的？
這個決定是他在1991年12月11日的董事會上自己公布的。公司至今仍存有該份會議紀錄，上面有王文彥先生的簽名確認。會議紀錄上有這樣的紀錄：「王先生提出：（因）自己與其他董事的人生價值觀距離很遠，覺得自己是妨礙公司的阻力，因此打算於92年5月底離職，但仍會做中原的 shareholder，在離職前會繼續執行自己的工作。」
這件事發生得很突然，我和董事會的其他成員事前都不知情，所以都覺得有點愕然。我雖然經常與王先生在公司的發展方向上有分歧，但從沒有設法要逼使他離開。在我心目中，王文彥的意志堅強，而我則相對柔弱，我根本沒有能力逼他放棄他手中的權力。所以，逼使他離開的想法，真的連一閃念也沒在我腦海中出現過。
再者，我從未單獨領導過中原，之前在公司的管治上，我雖然也提出過不少意見，但我得承認在王文彥辭職之前，王文彥在中原是起着較強的主導作用的。對於全面接掌中原，我當時確有點誠惶誠恐。「如果沒有你，日子怎麼過？」這首白光唱的歌，一直纏繞着我。直到1993年的公司周年大會上，我仍在發言時，憑歌寄意，唱了一段。這可反映，我原先根本沒有意圖要接掌中原，這完全是王文彥主動離開所導致的。王先生以為我私下長期在部署奪權是高估了我。
我起初是不理解為何王文彥先生會自動放棄公司的領導權的；直到他走後，我才因自己的心怯，聯想到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我知道王先生對我的管理能力評價甚低，他很可能認為，他離開後，我會獨力難支；公司遲早會出問題。屆時，我就會主動邀請他回朝，把公司的領導權交回給他。我對他的態度，就會一如遵義會議之後，周恩來對毛澤東一樣。
其後，我才知道，王文彥並非坐下來等公司邀請他回朝，而是有更積極的取態。原來他正籌組一間新的地產代理公司，更揚言要用黃埔軍校的培訓方式，在兩年內要令這間新的公司成為行內做得最好的公司。
王先生一向對自己的一套極有信心。他一定會覺得，只要沒有我「從中作梗」，他在外面一定可把他深信的理念實踐得更加好。當他主理的公司做得比中原更好的時候，我就會心悅誠服地邀請他回朝，以後只扮演承輔的角色。
只可惜事與願違，他離開後，中原的發展一日千里，而他主理的公司，雖然投入了很多資源，卻全無起色。他看來已對自己主理的公司不存希望，所以又想重返中原，於是才引起新一輪的中原領導權的爭拗。
（封面圖片：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