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矽谷──大灣區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功建立與發展,將進一步加強中國改革,推動中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以及不斷向國際化方向邁進。

我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矽谷和粵港大灣區這兩個經濟區度過的。在我看來,矽谷與粵港澳大灣區有很多相似之處。矽谷的崛起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發展具有很好的借鑒。這裏,我想先分享一下自己的矽谷見聞。

矽谷以前被稱為舊金山灣區。我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矽谷工作,當時我就職於一家名為Siliconix的中小型半導體公司,該公司座落於加利福尼亞州西部城市聖克拉拉,四周被數十英畝的果園環繞。香港人把這個典型的加州陽光小城稱為「埠仔」,而鄰近的舊金山這座大城市則被稱為「三藩市大埠」。

70年代,我搬至庫帕提諾市(Cupertino),這是蘋果公司的總部所在地,位於舊金山灣區南端。起初,位於「東灣」的弗里蒙特市(Fremont),距離矽谷中心區域稍遠,有點像現在珠海市。1972年,矽谷的捷運系統(BART)通車,連接了弗里蒙特市與舊金山灣區的其他地區。自此,弗里蒙特的經濟開始迅速增長,目前,單是特斯拉一家工廠就已擁有6000多名僱員。在該市內,其他企業如Seagate、Lam Research、Cirrus Logic等等,亦相繼落戶、建廠、招聘。我認為,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也會產生類似的效應,刺激珠海等大灣區城市的經濟迅速增長。

矽谷在上世紀70年代與周邊打通,刺激鄰近城市經濟發展。(Shutterstock)
矽谷在上世紀70年代與周邊打通,刺激鄰近城市經濟發展。(Shutterstock)

天塹變通途 「大灣區中心極」顯現

中國的城鎮化已經進入了2.0時代,標誌性特徵是城市群的出現。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個城市群、三架帶頭馬車分別是粵港澳大灣區、長江三角洲,以及渤海灣經濟圈;尤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馬首是瞻。

建設「九加二」粵港澳大灣區,是重大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該戰略旨在通過香港、澳門、珠海等11個相鄰城市的充分對接,發揮各自獨特的優勢和作用,形成資源優勢互補,實現協同效應的最大化,打造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功建立與發展,將進一步加強中國改革,推動中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以及不斷向國際化方向邁進。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實力非凡!該地區總人口接近7000萬人,總產值超過1.5萬億美元。其經濟規模與一些大國相當,如加拿大、俄羅斯、韓國,略超澳大利亞。雖然大灣區面積和人口僅分別佔中國總面積和總人口的的1%和5%,但已吸引超過10萬家企業入駐,而且,經濟產出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其出口量佔中國總出口量的25%!

此外,該城市群已成為中國創新、創業和技術的主要策源地。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最新報告,2017年中國總共提交了317萬件全球專利申請,躍升為全球第一。而中國一半的高質量國際專利申請來源於此!與此同時,香港仍然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也是中國與世界各地最佳的引聯、接軌、增值點。因此,作為一個整體,大灣區有極多優勢。

2018年10月份港珠澳大橋通車,擴大了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經濟生活圈」,一個集旅游、休閒、購物、上班為一體的「大灣區中心極」,已經初步顯現。珠海及其他珠西各城市將會是重要的受益者,因為交通聯接將釋放珠三角西面新的發展潛力,並賦予珠江口東西兩岸前所未有的競爭優勢。

若要掌握機會 須先定位準確

要幫助大灣區抓住發展機遇,就必須洞悉該地區的機遇與挑戰,找準定位,實現灣區經濟的迅速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與矽谷有一個相似之處,兩者都不是由單一軸心城市作主導,這與東京灣區或紐約灣區迥異。矽谷的灣區由十一個郡和大約100個城市組成,而粵港澳大灣區則由9+2個城市組成。矽谷的各個城市已經隨歷史發展與進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帕洛阿爾托(Palo Alto)、聖克拉拉(Santa Clara)、山景城(Mountain View)及庫帕提諾(Cupertino)等城市已發展成為大型科技公司如惠普、英特爾、谷歌或蘋果等的基地。而三藩市也成功吸引了不少中小規模的創新型企業。奧克蘭(Oakland)也變身成為美國一個主要港口、跨國公司聚集地,以及新興的服務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裏面,香港、澳門、深圳和珠海等城市已經分工,各自扮演獨特的角色。其中,廣州是華南區中心,擁有厚重的嶺南文化;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代表先進文明;深圳是中國金融科創中心,加之其民營、製造和高創能力突出,連接周邊東莞、惠州、中山、江門灣區製造業等基地。

矽谷與粵港澳大灣區主要的差異在於:矽谷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地區,而大灣區經濟仍受政府政策的影響。

那麼,矽谷如何演變為一個世界首屈一指的創新、創業和技術中心呢?有哪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呢?我認為,促成矽谷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有五個關鍵因素:

  1. 鼓勵科技創新、自主創業的企業文化;
  2. 開放包容、海納百川的心態;
  3. 強大的人際與資訊網絡;
  4. 充足的人才供應;
  5. 良好的人居環境。

在我看來,充足的人才供應和良好的人居環境,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而言舉足輕重。而且,作為多個城市及地區的經濟集群,區域整合與協作也是促進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因素。此外,為促進並保護創新企業的發展,信息流通自由與知識產權保護也是重中之重。接下來,我們來詳細剖析矽谷在這些方面的經驗教訓,希望能為港珠澳大灣區的未來發展提供幫助。

改善居住環境 吸引優秀人才

我認為,充足的人才供應和良好的人居環境至關重要。目前,大灣區也在大力培育和吸引人才,但目前的政策條件還不足支持大灣區經濟的飛速發展!

例如,根據中國科學院去年12月底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國吸引優質外國人才和風險資本投資的能力遠遠落後於矽谷。中國科學院研究室主任王勝光先生引用的最新數據顯示,在中國高科技園區工作的人中只有1%在國外出生。相比之下,矽谷38%的人口都是在國外出生的!與人才引進相比,風險投資情況看起來稍好一些。矽谷去年獲得了140億美元的風險投資,所有中國的高新區風投資金合計為374億元人民幣(約合55億美元),相當於矽谷所獲得金額的39%。

要有舒適而經濟的住房,以及便利通勤,才容易吸引人才到大灣區城市。(Shutterstock)
要有舒適而經濟的住房,以及便利通勤,才容易吸引人才到大灣區城市。(Shutterstock)

在提供人居環境方面,我們亦可以將矽谷作為一個負面案例引以為前車之鑒。

有吸引力的人居環境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舒適、經濟的住房,以及便利通勤。矽谷的住房存量增長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長的步伐,住房成本迅速上升,導致一些有才能的人不願遷入。此外,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資不足導致了嚴重的交通擁堵。

大灣區面臨類似的難題。該地區住房成本高昂,區域整合與協作難度大。香港的住房成本高冠全球,阻礙了人才流入。而港珠澳大橋通車,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區域的聯接與融合,輻射珠江兩岸各城市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也讓珠三角西面變成對香港人具吸引力的居住地。

城市制度不一 宜找到平衡點

矽谷地區約有100個城市、11個郡和24個獨立的運輸系統。由於沒有政府統籌計劃,導致了設施利用率低、資源重疊等等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有九大城市和兩個特別行政區,無疑也會有類似、甚至更多的棘手問題。在此,我們有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兩種社會制度,要爭取區域整合與協作,談何容易?要克服這些挑戰,必須在一國兩制的條件下,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大力發展經濟與文化交流;必須保持資本、人民、貨物、服務和信息的流通;絕不能讓經濟發展受到不必要的社會束縛或政治控制。在維持地方政府的自主權和發展務實的區域化兩者之間,可找到適當平衡點。實現平衡治理,將使大灣區在全球舞台上發揮強大的綜合競爭力。

要做創新中心 先保護知識產權

最後,我提一下矽谷作為創新技術中心取得巨大成功的另一個關鍵因素:信息的自由流動,以及對知識產權的嚴格保護。

要讓創科企業成功,必須讓企業全面地、不受限制地參與全球的數位科技與創意網絡,同時讓企業保持其需要的私隱,以及讓企業控制其產生的資訊與數據。換言之,必須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大灣區的願景是成為商品、服務、人才、資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動之地。為將這一願景變為現實,知識產權保護至關重要,不可或缺。而知識產權的保護,仍是中國內地監管制度薄弱的一環。要使大灣區成為一個強大的創新和技術中心,這個落差需要在前進中予以解決!

具體來說,必須鼓勵有思考力、有創造力的人,繼續思考、繼續創造!只有當讓思考者安享他們的智力勞動成果時,他們才會持續釋放創造力,為社會和經濟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這是中國未來改革之大題!

作者簡介

AAMA 亞傑珠三角協會創始會長。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碩士、香港大學電機工程學士,信息技術國際企業家。現任創科引聯平台合夥人兼主席、亞傑商會副主席兼創始會長。曾任加拿大商會總裁、美國商會理事、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曾在香港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任教。曾於亞洲和美國各城市任高級行政管理,在國際科技企業界工作40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