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開始在香港上映的《山本五十六》電影，內容改編自山本五十六在戰時的日誌，記述山本獨力反對日軍加入德意日當時二次大戰的三軸心國，又屢次公開反對日本入侵中國和對美國發動戰爭。片中也紀錄了山本個人對抗一個國家的軍國主義抬頭，當然最後事與願違，不過他從沒有想過摒棄他的理念，就算在偷襲珍珠港後，他也試圖以議和的方式解決世界的分歧。在電影中，他成為一個和平共融的標記。
作為一個忠於歷史的文本，電影當然反映了社會真實的一面。一方面，電影反映當年軍國主義霸權（hegemony）的出現，無論是政治領袖到報館編輯都毫不批判地利用了報章作為推廣軍國主義的機器，當中，也紀錄了另類聲音的出現，不過霸主（dominance）和抗爭（resistance）之戰的結果，都是權力核心的勝利；另一方面，作為當代的文體，電影的觀眾是當今的日本人，於是電影就是一種輿論的場所，不是僅僅《山本五十六》抗衡當時的右翼主義，而是一種非主流的意識形態對抗主流的意識形態。
在社會抗爭中，文化研究的觀點一直賦予個人有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無限力量，認為憑個人的醒覺，我們可以打破種族、階級和性別的主流思想。然而，如果《山本五十六》如實紀錄了歷史，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說明了主體性在歷史洪流裏面根本起不了作用；個人或許在某些時刻對拖延主流意識形態擴張有所貢獻，但卻無法改變現實和社會結構。這正好指出文化研究的一個弱點。以另類文化、次文化去抗衡國家機器，爭取自由，是否那麼樂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