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政府草案反映當局四方面的認知漏洞：
- 對國家統一的認知漏洞，即「去中國化」漏洞；
- 對國家安全和持續發展的認知漏洞；
- 對香港的國際義務的認知漏洞；以及
- 對國際引渡條例的認知漏洞。
近日各級官員紛紛表態、訓話，政府也向立法會提交一大堆資料，卻愈發突顯以上漏洞。
然而局勢在惡化，原擬一一闡述政府的認知漏洞，以防範犯錯；現在恐怕難以「政治歸政治、法律歸法律」，很可能各漏洞一一入法，既打擊香港也貽害内地。
若各方能冷靜思考，我估計目前還是有可能達至一個既能滿足修例需求，又可讓各持份者釋懷的有效方案。但要謹記，香港憲制地位特殊，經濟高度外向，法治水平較高，有效方案必須用上一切最新法律機制，難度可見；相反，目前的修例草案僅僅翻炒過去做法，以上漏洞不僅一個都解決不了，還會增加新的漏洞。
本文簡單探討「去中國化」以外的政府認知漏洞。應如何修改《逃犯條例》，究竟要考慮什麼問題，應該用什麼機制，或許可見端倪。
對國家安全和持續發展的認知漏洞
立法或修法前，必須預防性考慮多方面的後遺症；立法或修法愈是緊逼，則愈須謹慎。後遺症包括意想不到的效應，和必然出現的副作用，其嚴重性和國情、吏治密切相關。
我估計，目前政府提出的草案若通過，特別是從《附表1罪行》可引渡罪行中剔除九類罪行後，必定造成新的漏洞，香港因而將真正成為犯罪天堂，和修法原意截然相反。而内地執法水平參差不平、吏治不彰，還必然出現如恐嚇、勒索等等副作用。
這兩個結論是總結多年多角度的觀察：
- 九十年代參與台灣和内地遣送疑犯的工作，最後雖稍有所成，但不完全是靠法律，深刻體會其複雜性，而最大感觸是避免不了恐嚇、勒索等副作用；
- 安排某香港上市公司主席自願返港受審（私吞公司資產），充分領略各級官員為各種不能告人的動機力挺疑犯，不吝操弄外國勢力論，而高高在上的高層，易被矇騙，基層難伸張正義。（註1）
- 目前正在協調一起冤案，因受害者是第二位有條件入住秦城的港人（早年内地移民）。案情很簡單，是一起普通商業糾紛，但内地司法系統上下被港方對手買通，捏造成詐騙案（屬《附表1罪行》第9項，未被剔除）。
意想不到的效應很快會出現，因為是為内地貪腐體系開了綠燈，宣告香港是避風港，提前替内地宣布大赦。因事態嚴重，值得深入探討：
貪污是個系統工程，自成生態。落實一起貪污，需動用多方面人員運用各種經濟犯罪手段才能成事。
修例前，有關人士哪怕躲在香港，但前途未卜，要惶惶過日子。修例剔除九類罪行後，大批的經濟罪犯必定會通過各種途徑來港定居，冠冕堂皇肆無忌憚繼續其勾當，比特赦還體面。而貪污主腦可都有本事移居第三地，修例對其毫無影響。
特別是，剔除第27項，意味豁免國際性資金移轉的罪行。但洗黑錢、資金流失，卻是當今國家的軟肋。放棄引渡洗錢罪行，還會違反香港的國際義務：
FATF（財務特別行動組織）去年底對香港的審查，恐怕要改寫，把香港貶入灰色名單。
不禁想到，北京是否真的想遣返某北京公安部前高官聲稱居港有名有姓的300貪官？
懷疑的原因很多，因罪犯來港多是中港兩地國家機器所為或不作為，如：
- 香港每年向内地遣送幾千人，完全可以拒絕有關貪官入境，或不延續逗留期；香港窩藏罪犯完全是内地簽發赴港證件部門和香港保安局的作為；
- 有關貪官無論用真、假證件能成為港人，是保安局失職；
- 若取得香港護照卻仍保留内地護照，是北京疏於執行國籍法，長期縱容權貴享用香港護照的方便；
- 香港一名國際知名的洗黑錢人士，目前受北京有關部門庇護，上行下效（中央應徹底查一下來龍去脈，有否涉及包庇貪污）……
特區政府為了討好商界，匆匆剔除《附表1罪行》中九大類罪行，為内地貪腐體系開綠燈，提前替内地宣布大赦，不知有沒有評估產生的後遺症對國家安全和持續發展的負面影響？（註2）
香港各界特別是商界必須自保，防範捏造詐騙罪名，尤其是草案放寬了罪行認定標準，剔除九大類罪行，並非真正的免疫。而《附表1罪行》剔除與否是個兩難題目，因副作用嚴重，目前的剔除恐怕難長久。
總言之，修改條例，必須細膩地區分不同類別人士、不同罪行、不同適用時間，防止法律、體制以及吏治的漏洞和後遺症。核心問題是，如何能依法遣返内地居港的貪污、經濟罪疑犯，卻又保證港人、來港外國人不輕易被引渡。其實，能充分考慮以上要素，理想安排已呼之欲出。
對香港的國際義務的認知漏洞
香港僅和20多個國家簽署引渡協議，都是建基於雙方對對方的認識，要求較高。也就是説，對方願意簽署協議，是建基於香港保持原有的法律和法治水平。香港現在大幅度變更有關條例，實施範圍放寬至各方顧慮最多的地區，還把審核標準根本性降低，是有必要向各簽署國一一仔細介紹，爭取其諒解，而不應「眼睛朝北、臀部向外」，更不應以所謂「内政」當擋箭牌。
兩個簡單比喻可説明問題：原來是打英超聯賽，突然加入一批乙組、丙組隊伍，不抗議才怪。又或一批合夥人做生意，一貫審慎理財，但突然一員成了敗家，不擔心才怪。
唯一倖慰的是，目前雖然已按預期在炒作外國干預論，但民粹至少還未飆升到控訴八國聯軍的瘋狂度。
修改《逃犯條例》，必須顧及協議國的憂慮、利益，要在條例條文明確區分待遇，甚至要考慮修改已簽訂的協議。其中還要認真考慮對等問題，特別是對國民/居民的對等待遇。
對國際引渡條例的認知漏洞
日前有香港政團拜訪港澳辦，轉述張曉明主動談引渡問題，提到《普通法》和所謂「港人港審」。遺憾的是，港方在座的大狀沒有即時糾正張曉明，不知是攝於官威還是另有所求。
若張曉明有關《普通法》的觀點是内地提供的，那還情有可原，畢竟内地是另一法律體系，研究功底不深。若是鄭若驊、李家超所提供，無疑問道於盲。
而近日頗多類似對引渡法律的安排以訛傳訛，不利尋找一個既能滿足修例需求，又可解除各持份者的顧慮的有效方案。
國際引渡法細節較艱澀，留待下一篇探討。文章重點將是《普通法》800年有關引渡的認識和實踐，特別是近20年的新發展和國際接軌趨勢，包括撰寫法律的新手法。
也有小插曲：像銅鑼灣書店的擄人手段，古已有之，是法律體系進化中之不幸階段。
最後列出一些國際通用、行之有效的手段，經適當整合，即能彌補政府方案的四方面漏洞，也爲條例各持分者所接受。
註1：利益申報：我曾持有該公司的股份。
註2：中國歷朝平均命短，才93年，往往敗在貪污腐化、吏治不彰，是最大的安全隱患。參看〈千年帝制探興衰 百歲民國問短長〉 （上篇、下篇）。若内地真的在考慮特赦貪污官員，想假借香港做實驗氣球，然後出口轉内銷，我僅此奉上馬會的警示：「祝君好運。」
修改《逃犯條例》：政府的認知漏洞之二
本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