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編劇家沙葉新（1939—2018.7.26）病故後，香港幾家報紙有大篇幅報道；對其代表作諸如《假如我是真的》，表示讚賞。北京、上海等地黨媒卻無悼念的訊息，胡耀邦史料信息網則刊出資深記者的文章，題為〈一部出格的話劇與耀邦主持的劇本座談會〉；它觸及假大空現象、《假如我是真的》引起的爭議。
香港報紙紀念沙葉新的文章，對他的話劇創作談得較多。本文擬偏重述評知識分子良知、香港自由平台與沙葉新的創作，帶出「南遊文化人現象」的話題。
寫傷痕文學 揭露黑暗面
40年前的1978年，改革家胡耀邦（1915—1989）提出實踐說，在第一線主導「實踐檢驗真理」與「兩個凡是」的論戰，獲第一代幾位老人支持，促成有限度變通毛教條的「思想解放」新浪。
這股新浪既催化農村體制改革（包產到戶），亦深深影響文藝界生態，大量涉及毛時代（1949—1976）特別是毛文革（1966—1976）的傷痕文學、社會主義悲劇文學，出現於文壇，並衍生探討「社會主義異化現象」的新思潮。
話劇、電影劇本《於無聲處》、《假如我是真的》、《女賊》、《在社會檔案裏》，報道文學《人妖之間》，小說《苦戀》、《飛天》、《風雪茫茫》、《芙蓉鎮》等，是當時有代表性的作品。
沙葉新於1979年創作的《假如我是真的》，根據上海的真人真事編寫而成。主角下鄉知青，冒充副總參謀長李達之子，走後門返城就業，並到處招搖撞騙，一直騙到文化局長、市委書記。上演雖獲觀眾歡迎，但不少官員不滿對幹部特權的描寫，認為抹黑社會主義制度，吵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要求下禁令。
胡耀邦出面 保護沙葉新
當時任部長的胡耀邦特地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1980年2月12、13日），並發表長篇講話，闡述文藝政策，觸及文藝作品揭露現實「陰暗面」引起的爭議，呼籲不要以「一刀切」的強制手段，粗暴對待有爭議的作品。整篇演辭為「左的干擾」降溫，也勸告受指責者冷靜並修改劇本。他表示，「我的講話，不是命令，不是指示，我說的是一點意見，意見是可以討論的。」
以這樣的商量口吻，對待一齣有爭議的戲，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無疑是「新鮮事」，展現耀邦的改革家胸襟。他雖迂迴保護了沙葉新，但1981年《假如我是真的》還是被逼停演，原因是「左王」胡喬木等推動「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的政治清算，又拿一批文人開刀。
沙葉新寫《假如我是真的》，受俄羅斯作家果戈里（1809—1852）的影響。果戈里的長篇小說《欽差大臣》，以冒充「欽差大臣」的騙子哄騙「名流」的故事，諷刺趨炎附勢、逢迎獻媚。
沙葉新筆下的騙子與《欽差大臣》的騙子一樣荒謬，是現實中常見的「社會現象」，諷刺現實的味道很濃。這是觀眾欣賞《假如我是真的》主因。
呼籲守良知 不做說謊者
30多年前我曾評論《假如我是真的》，稱沙葉新是「醒悟一代」，意謂在毛時代的「左禍」和文革的「浩劫」中覺醒、省悟，從受「馴服工具論」影響的盲從者，到獨立思考講真話的人。
這些年來，他多次在香港、美國演講或接受訪問。談得最多的，是毛文革的災難、當今的官場貪腐和弱勢群體處境，更議論知識分子的良知、拒絕說假話（表）。
他提到八九學潮後政局變化、知識分子分化，被官場、商場沖走，「但還有一小部分在堅守」，「他們面對不公、面對邪惡，沒有閉上眼睛，沒有掉頭而去；他們仍有良知，還在堅持真理、敢說真話，堅持伸張正義，揭露黑暗」。
他呼籲知識分子堅持良知。他說：「作家一旦成為明星，勢必俗不可耐。知識分子一旦依附權勢，勢必奴顏媚骨。」
他慨嘆知識分子已邊緣化，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是被迫說謊、不能說真話。但他呼籲知識分子保持使命感：
「絕不能墮落為傳聲筒、軟骨頭、牆頭草和說謊者。」
藉自由平台 實現表達權
沙葉新是體制內的異見者，長期任上海藝術劇院院長、上海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但經常發表「不同意見」。
他推崇改革家胡耀邦、溫家寶，因為他們正視體制弊端、民間疾苦，在艱難的「形勢」下，能盡可能緩解民困，思想觀念亦比較開明；對於當權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回到毛文革老路者，如創唱紅重慶模式的薄熙來，早就持批判的取態。
他的不少作品，不能在大陸發表、演出，卻藉香港的自由平台而與讀者、觀眾「見面」。評論《良心胡耀邦》一書，在香港出版；評論溫家寶關於文藝講話的演說，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
他的劇本《幸遇先生蔡》，寫北大早期校長蔡元培（1868浙江—1940香港）及北大精神（獨立思考、思想自由、包容並兼）。搬上舞台的，是香港中英劇團。他感慨：「蔡元培藝術形象的首次出現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應該出現的北京。」
他還有寫政治人物的劇本《江青和她的丈夫們》。此劇不可能在上海、北京上演，由香港的焦媛實驗劇團以廣府話演出（焦媛主演，2010），後在加拿大、新加坡巡迴演出。
他的《鄧麗君》，觸及「六四事件」敏感話題，也不可能在大陸出版、演出。
思考型文人 醒悟後思索
北京政局反覆多變，不同時段的政策差異往往很大。這些年政局急左轉，衍生知識界的亞文革，沙葉新宣布「退出體制」。在思想意識、言論監控趨緊之下，「敏感話題」的圖書下架，出版禁令增多，迫使沙葉新等藉香港的自由平台，實現「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
除了沙葉新，李銳、資中筠的幾本書，也在香港出版、發行；連官至總書記的胡耀邦、趙紫陽，亦透過第三者依靠香港的平台，印製北京不能出版的文集或口述歷史。這就是「南遊文化人現象」。
1950年代，有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文人的南下潮，形成獨特的「南來文化現象」。代表人物有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唐君毅，高教界的羅香林、羅忼烈、李璜，文學和新聞界的徐訏、黃震遐、沙千夢等。
這幾年的「南遊文化人現象」，是指北京、上海等地的思考型文人，到香港「自由行」，在演講、演出、出版中實現表達權。他們並不定居於香港，而是「彎道實現夢想」的遊客，即迂迴實現出版自由、表達自由等民權。
「南遊文化人現象」的出現，關乎南遊思考型文人對左禍的醒悟、對真與假的思辨、獨立思考的精神。
沙葉新曾在愚民的造神運動中迷失，「緊跟」造神者充當愚昧的工具，後來才有「思想改變」。他承認，文革時「非常崇敬」毛。他說：
「我真是唱紅打黑（幫）的一分子，每天唱紅歌嘛，一天要唱幾次，吃飯要唱嘛。還有跳舞，那時候還有紅舞，我媽都去跳舞，在郵政局門口跳舞，整個地瘋狂。可是林彪爆炸使我感覺到毛澤東不是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