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郭母以儒家的待人接物思想及道德情操灌輸給她的三個孩子，這種家教如何影響郭氏的營商哲學？郭氏在《自傳》第14章提到，郭母的教誨確實影響他以後的經商手法，郭母要他「採取合理、清白和體面」的方法，認為「不道德的手段只會使純潔的人格墮落」，郭氏把她的這番金玉良言銘記於心。
重大事件徵詢郭母意見
《自傳》中提到，郭母早年有兩個關鍵的建議影響他的最後決定。第一件是「新馬航空事件」。1965年新馬分離，但兩國仍合營新馬航空。分離後，新馬兩國仍有許多爭執，關係不佳。過渡時期的新馬航空主席一職由誰來當最適合？新加坡的吳慶瑞副總理希望受尊敬和德高望重的郭氏來當，並建議他去見大馬首相東姑，取得他的同意。吳說，新馬航空幾乎是當時兩國政府唯一的聯繫機構。出於對兩國的愛護，郭氏接受了吳的請求去見東姑，最後東姑同意了。在仍未正式接受出任新馬航空主席之前，郭氏打電話給他的先母詢問意見，郭母說，「如果你能幫助兩國保持聯繫，那就去做吧，但只做一屆好了。」結果，郭氏接受了母親的意見，出任主席任期未滿第一屆的三年，在董事局的會議上，新、馬兩國政府的代表劍拔弩張，常常吵得不可開交，均不肯讓步，郭氏無法做下去，只好提早卸任，由雙方政府各派一名代表任聯合主席。新馬航空的最終命運是拆夥分家，成為今日的新航與馬航兩間航空公司，這是後話。
第二件重要的事發生在1986年。當年馬華公會總會長陳群川因一宗商業罪案被新加坡法院控告，並將保釋金定為2,000萬，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馬華領袖要求郭氏能作保。郭氏於是去徵詢她母親的意見，郭母基於馬華公會是大馬政府的一部分，對郭氏說：「為了政治原因，你應該作保。」郭氏聽了母親的意見，拿了支票趕去新加坡為陳作保。《自傳》說，陳群川後來被法院定了罪，獲釋後，陳第一時間去新山感謝郭母。還有一件關於郭氏是否到中國投資。郭去徵詢他母親的意見，郭母勸阻郭氏勿過早到中國大陸投資。郭氏基於自己有華人血統，視自己為中國人，對中國有愛心，因此沒有聽取母親的意見。儘管如此，他在重大事件上徵詢母親的做法證明他重視母親意見及其養育之恩。郭氏其後在中國的投資獲得巨大的成績，鄧小平及後來的所有中國最高領導人均接見了郭氏。據知，郭氏是鄧小平最後一個接見的海外人士，他把這項榮譽給了一位海外華裔企業家郭鶴年。
成果共享與管理秘訣
《自傳》一書中提到儒家思想及其對郭氏營商的影響，前文已述及，這種中國文化的薰陶和力量主要是來自郭母。
郭母教誨兒子，不要把財富全部自己揮霍，除了把部分留給子孫，應另設立基金，造福廣大社會和群眾；這哲理來自中國佛教的「積福」理念，要人積福行善。1949年郭氏兄弟公司成立，郭氏說八年後要為公司「注入一點社會主義」，並說服了所有公司股東「各自拿持股量的30%出來，集合起來以低價賣給我（他）們的員工」。後來郭氏每開一間控股公司均預留一批股票分發給員工，不僅管理層受惠，凡有貢獻的一般員工均獲股份分發。郭氏亦成立了幾個基金，分別以先母、第一任妻子及自己的名義設立，作文教捐獻和慈善事業等公益活動之用，體現了「取之社會，用諸社會」的這種良好的中國傳統做法。
郭氏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一名儒商，企業的成功，相當程度上建立於良好的管理方法和一套健全的企業管理制度。在《自傳》中，郭氏對成功的管理方法着墨不是太多，但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看出幾點他的管理之道，現綜合簡述如下：
第一，把握重要的商機，這是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主要決策者必須具備的條件和能力。郭氏不論在早期從事食糖貿易（包括期糖）的買賣抑或70年代開始從事酒店業，均能掌握重要的時機，以敏鋭的洞察力和商業觸覺（business acumen）進場。例如，他創立香格里拉酒店的想法是來自本身長期的商業旅途，覺得工作後需要一個實而不華的「疲憊旅人的棲息地」。郭氏同時看好亞太地區經濟的發展前景，認為它必會帶來旅遊業的興旺，進而對酒店的殷切需求。郭氏是看準了這個市場，及時開設五星級酒店且作出了正確的市場定位（marketing positioning）。
第二，聘請能幹的員工，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郭氏秉持「用人唯才」的信念並確實去執行。郭氏在《自傳》中提到他幾個重要的得力助手，不僅能幹，而且也獲得他的高度的信任。第一個是柳代風，柳是一個精糖貿易能手，於1964年畢業於馬來亞大學，是郭氏的大哥鶴舉招聘而來的助手，並非郭氏自己招聘，但柳的才幹超群獲得了郭氏的重用。可惜柳因工作過勞，出差時在一個機場猝逝，他的早逝令郭氏悲痛不已。
第二個得力助手是倪郁群。倪是大馬人，也是郭氏早年在萊佛士學院的同窗。郭親自邀請倪加盟集團。倪負責公司屬下的玻璃市種植有限公司並任主席，此公司生產食糖，是集團早年的一間重要的附屬公司。1976年，馬華公會為鞏固大馬華人經濟地位而成立了「馬化控股公司」，由陳群川任公司總裁，後來該公司陷入財務危機，郭氏接受馬華公會的邀請而拔刀相助，出任「馬化控股」主席，郭即委任倪擔任馬化總經理，可見倪獲得郭的高度信任。
郭氏的第三個得力助手是胡木金。胡也是郭氏的萊佛士學院校友，他先在中學任教，退休後受郭之聘加入郭氏集團服務。郭氏不僅會用人，亦深懂企業授權之道，把行政權力授予獲信任的得力助手（即「用人唯才，疑人不用」），自己則擔任幕後策劃者的角色。郭氏其中一個用人的方法是給予所有能力強的員工高薪並予以分紅作獎勵，當然也包括他的企業機構幾名重要的得力助手在內。
第三，郭氏重視企業的內部訊息溝通的通暢，如此企業的有關決策者才能作及時和快速的反應和決定。據知，郭氏本人在分析各有關因素後能快速地為企業作出正確的決策。郭氏強調，做事絕不能拖泥帶水，否則必會影響企業的正常運轉。
第四，重視企業的團隊精神和內部管理隊伍的形成，要能引薦具有不同文化和有才智之士加入公司隊伍。
第五，高層管理人員須全面地為企業負責並作出貢獻，他們須埋頭苦幹為員工作示範，並按員工不同的貢獻作出適當的獎勵。
第六，員工須嚴守紀律，認為良好的紀律對公司向前和向上的發展有莫大裨益。郭氏認為，對犯下嚴重錯誤的員工應給予懲罰。
以上第四至第五點是郭氏於1985年在馬來西亞管理學院一場關於「追求卓越管理」的講壇上發表的看法，是郭氏少有的一篇關於管理問題的演說，值得重視。
感想和建議
最後，筆者想簡短地談讀《自傳》後的一點感想和提出幾個小建議。《自傳》一書可說是我近年閲讀過的名人傳記中最精采的一本，書的內容豐富，筆者最欣賞的是傳記主人坦率的作風，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讀後令人回味無窮，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謹向讀者推薦。
《自傳》的中文本系從英文翻譯過來，譯文算是流暢，但譯者並不太熟悉馬來西亞的某些官職的稱呼，例如，對Prime Minister的習慣稱呼是「首相」而不是「總理」，但《自傳》的中文譯本則把大馬的歷屆首相稱為「總理」，譯者顯然不熟悉大馬情況。此外，馬來人政要的中文名字翻譯也不是官方接受的華人社會改採用的譯名，例如馬來西亞國父的中文正確名稱是東姑‧阿都拉曼，而《自傳》中文譯本則寫「東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第二任大馬首相敦‧拉薩，譯本則譯「敦‧拉扎克」。這種譯名，書中隨處可見。由於郭鶴年是大馬人，中文譯本雖由香港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但此書在新馬等東南亞地區會很多華人讀者，用當地慣用的中文名字譯法應較為妥當。
此外，中文本亦有多處翻譯錯誤。例如，《自傳》提到馬共早年在中國內地對大馬廣播宣傳一事，譯文如此寫道：大馬政府「請求中國不要讓馬華公會作攻擊馬來西亞政府的廣播。我傳話之後，馬華公會的廣播便安靜下來了。」筆者查著了英文原文，中文譯本把 MCP（馬來亞共產黨的英文簡稱）譯成「馬華公會」，這是一個頗為嚴重的錯誤！至於其他個別的錯誤則不贅。筆者建議《自傳》如再版時，應請新馬兩地的專家把中文譯本全書作一次詳細的檢視。這是一本重要的《自傳》，應將錯譯之處予以更正，把錯誤減到零或近乎零。
《郭鶴年自傳》評析系列文章之五
本系列文章：
侍母至孝的郭鶴年及郭母對他營商的影響
作者簡介：
饒美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美國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經濟學碩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工商管理碩士及西蒙菲沙大學（Simon Fraser）哲學博士。曾於70年代中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1977年回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任教，先後出任管理系系主任、商學院副院長，後亦出任 MBA 及博士課程主任等職。1995年任嶺南大學副校長兼香港商學研究所所長。主要學術專長為策略管理、合資企業及工業發展問題，已出版中英文專著（或編著）25本，論文逾150篇，散見國際知名學術期刊，包括多份管理學或國際企業領域的頂級學術期刊。
《郭鶴年自傳》評論集（I）資料
書名：郭鶴年經驗──《郭鶴年自傳》評論集（I）
編者：黃枝連、潘國駒、舒慶祥主編
作者：潘國駒、黃枝連、饒美蛟、舒慶祥、郭益耀、李錦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