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士之使命」的現代化〉)
五、科舉社會
此處又分前期,唐至宋(618年至1279年共661年);後期,明至清(1368年至1911年共543年)。
科舉前期:唐太宗追隨了隋焬帝的科舉制度,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參加科舉的權利,取代了世家門第特權,其中特點是禁止商人應考和限制官吏經商。所以唐代雖然工商資本活躍,甚至對海外通商,比鄭和出海更早600年,但仍是一個「士」中心的傳統社會,貞觀之治其中一政績是實施教育,推崇國學,增創學舍1,200間,設博士,甚至有國外留學生,「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其盛為近古未有」。
但不幸到武則天時代終止了,教育既停,只有考試,猶重進士科之詩賦,所以唐代多詩人為官。由唐初四傑的王勃到盛唐宋之間,李嶠等皆是,但詩賦日工,吏治日壞,南方人文采風流,代替了北方人的樸厚。唐代盛運發生危機,有資人多而官位少,宰相一職仍以世襲人為多。到安史亂後,藩鎮興起,失去了政治和社會的內部均衡,外族入侵,乃有五代十國的最不堪局面出現,只有民初的軍閥可比。
到北宋為了反唐人餘弊,嚴防華夷,重文輕武,裁抑王室貴族之奢淫,主張讓「愛教育,講道理的讀書人為社會中堅」,范仲淹如文初言,創立「秀才教」,以「天下為己任」,但要「成千上萬讀書識字而不明理」的官僚和秀才們,放棄特權,談何容易,所以范仲淹革新的失敗。30年後,王安石亦失敗,但又反映出歷史進程中的「南北之爭」、王安石南方知識分子,「開新而激進」,司馬光北方智識分子:「傳統而穩健」,而新舊黨事,亦反映中國南北經濟文化的轉動而已。
宋史與南方人不幸出了蔡京、秦檜、賈似道,所以宋史「奸臣傳」中,幾乎全部是南人,而北方人則出了元祐諸君子:洛蜀朔三派,洛派程顥、朱光庭;蜀派蘇東坡、吕陶;朔派劉摯、劉安世;新舊南北之爭,卻被投機的官僚政客製造機會,司馬光看錯蔡京,以為是良才,貧弱的北宋乃在政潮中覆滅。南宋一開始就是岳飛被殺,秦檜用事,單是手下執政亦換了28人,沒有一個好人,人才既息,士氣亦衰,後期總算出了朱熹、王陽明、陸象山、呂東萊一批士人,不算交白卷,朱熹被朱元璋大捧場,影響了明清科舉。
科舉後期:元代科舉,有名無實,科場舞弊是常態,有真才實學的漢人南人多不屑應舉,沒有人才的政府兵力再強也無用,所以蒙古百年而亡。朱元璋是劉邦以外唯一一個平民皇帝,但朱元璋心目中,最可怕的唯有讀書人。除了盡誅功臣宿將,廢宰相之外,更用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京官每入朝,必與妻子訣别,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所以當時文人多不仕,到朱棣當皇帝,誅方孝孺十族,生死847人,鞭笞之刑乃尋常事。所以當時之「士」,「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
但傳統政治已發展成「士人政治」,朱元璋亦無法改變,只能「使其為吾用不是為吾患」。宋朝的「尊師相,抑君權」而為明朝的大忌,朱元璋創出八股取士,同時極重學校,考試按月考驗,三年大比,優秀知識分子進政府為官吏,教育散布全國,「耕讀傳家」的觀念,得以發揮。中國文盲大減,亦由此起,到明代中葉名儒輩出,到處是書院,名儒有李時勉、陳敬意、羅欽順、蔡清,「成材之士,多出其門」。
而明代的翰林院,更成為一個中央政府中最高貴的學術集團。內閣學士、出自翰林院。所以翰林院乃儲才養望之地,到清朝亦繼續用此制,但明朝又獎勵廷臣風發言事,以「危言激論自標異」,造成「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致於以議論誤國。」明末崇禎迫於言路,不敢言和,固因秦檜的影響,但廷臣亦無敢主和事,明朝最後至於「一無可為而止」!明朝只有開國頭百年,吏治尚清明,和西漢有得比,但昏君懶皇太多,「士」亦難救!
明代特色是各地遍設「書院」著名的四大:「白鹿洞、嵩陽、嶽麓、應天」是宋代就始創,最後遍地開花,學者以個人品格,學風來扶植後代子弟,開發民智,陶育人才,但最終仍在改進政治,創造理想世界,但如此造成政府與書院對立,書院屢終焚毀,明代以東林書院造成慘劇。
進入清朝,滿清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以鎮壓士人為要務,大興文字獄,繼續以八股取士。士已忘卻了其自身的責任,清高的理想,以「天下為己任」的壯志已滅,民間書院興起,是針對士風墮落,明朝遺老。雖志節堅貞,但「遺老不世襲」,後代士子亦自有應舉,才能維持生計。所以顧炎武、王船山、孫夏峰一輩,只能留下民族元氣,成為清末革命最有效的工具。所以在清代,「學術領導政治」的傳統已失,政治卻達到支配學術的境界。
加上農村經濟枯竭,商人又淪為外國資本的買辦,清朝要改革的人卻只是柔弱的光緒、知識分子的康有為、梁啟超,追求「全變、速變」自然失敗,滿清亦亡國。中國進入新世紀的100年,據錢穆的觀察,中國知識分子(士)的新思想是:尊重去國留學,吸收西方科學,但又無攝取科學的經濟後盾,從而自信力日消,是近代的中國悲劇。21世紀的「士」的責任,又是甚麼呢?栽培科學的經濟基礎己經有了,融合東西方文化是必需的。
六、現代社會:民國時代至今(1911年至今)
滿清解體,中國進入軍閥和黨爭時代,錢穆評為「新政治情態之腐敗黑暗而論,唐末、五代殆不過是」。當時的新形態士大夫,抄襲歐美成法,創立國會,制定憲法,成立政黨。「誤認分黨相爭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殆不知所謂和衷共濟與舉國一致」,世人要到100年後的今天,才恍然大悟,「一般黨員,則憑藉黨爭的美名,來公開無忌憚的爭權奪利 」,上述是錢穆在80年前的觀察,居然至今仍然在所謂民主社會中發生,豈不痛哉!
軍閥之後,乃有「五四運動」,有五四青年、北伐青年、抗戰青年等知識分子的出現,但在抗日大亂之下,無用武之地,錢穆提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領導的指標,但隨着國共戰爭,蔣介石退守台灣,三民主義只能在台灣成為指導。
但到了21世紀,三民主義也非必修科了,在大陸則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頓挫,儒家文化要到21世紀再抬頭,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再發力,范仲淹的秀才教精神能否在「士」的心目中再次重現,乃中國夢能否順利達成的關鍵。這點在《國史大綱》的第46章,「除舊與開新」,並未討論。但東西方接觸又經過百年,此外留學者眾,不能再「昧於外情」,中國的「國學」就是軟實力所在,「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的開始」,則是21世紀士之責任所在,則是錢穆在《國史大綱》的結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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