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先生去世已經接近半個世紀，在今日中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他一生的奮鬥、他的思想和他的理想？在這裏，我先談姚中秋教授的觀點，然後提出我的意見作為本系列的總結。
姚中秋在2010年出版的《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第一卷）——以張君勱為中心》一書中，對張君勱關於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的思想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姚氏指出，雖然在20世紀的中國主張民主憲政的中國自由主義「是啟蒙主義的，其最引人注目的綱領正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但一種「保守-憲政主義傳統」同時存在於現代中國，這是一種嘗試融合文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而張君勱先生便是這個思想傳統的「代表人物」。姚氏認為，「張君勱以儒家之身份，成為現代中國最活躍之制憲者。這是一件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歷史事實。」
姚氏指出，從張君勱先生的事業中，我們可以看到，由儒學「所養成之人格……確實能夠為立憲事業提供精神支持」；「儒家確實具有轉生出新外王之可能性，儒家的內在道德精神確實可以在歷史過程中合乎邏輯地通往憲政。」「政治上的憲政主義與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在張君勱身上毫無衝突，反而相互支持。」
「現代中國最健全的立國方案」
建立民主憲政是張君勱先生為現代中國揭示的「立國之道」的重要環節，但不是它的全部。正如姚中秋教授寫道：「現代中國之立國，必須完成立教、立法、立憲」； 「現代國家〔可〕簡化為憲制、法律、文化三個領域，立國者必須就各個領域的制度給予合理的設計」。在這方面，張君勱先生建議在文化上復興儒學，在政治上推行憲政，在社會經濟政策上實現社會主義，這便是一個相當整全的建國方略，姚氏稱它為「現代中國最健全的立國方案」：「張君勱實現了憲政主義、儒家與社會主義的相容。在張君勱那裏，這三者形成了良性互動關係。」
我認為我們可對張君勱先生的生平和志業作如下的評價。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重視立功、立言、立德，在關於為學與做人的教導方面，又提出言教和身教的道理；我們從張君勱的一生中，可以看到他不但有大量的立功和立言，而且在立德和身教方面也有傑出的成就。他對儒家的道理是身體力行的，實現了知行合一、以身作則的理想。他曾經說：「我一生志願，曰勉為讀書明理之人而已。」另一方面，他又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從他的生平事蹟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怎樣擇善固執，不斷用行動來表示他的信念，用行動來體現他的信念，身體力行儒家傳統的議政、參政和辦學的擔當，並為民請命，表現出偉大的愛國愛民和憂國憂民的情操。張君勱先生堅持對蔣介石政權一黨專政的批評，也可理解為在中國歷久不衰的儒家對君主的諫諍傳統在現代語境的體現。
身體力行、知行合一、以身作則
張君勱經歷了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就像孔子生活的時代一樣。孔子當時嘗試重建中華文明的價值世界，張君勱在二十世紀中國的事業，也是一個重建中華文明的價值世界的事業。自古以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儒家都是與君主制度共存的，兩者之間有相互的影響。二十世紀中國面對的問題——也是張君勱面對的問題——是，皇帝已經沒有了，在一個沒有皇帝的中國，中國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新政治秩序？作為一位儒者，張君勱先生在這方面有何主張？他認為中國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新政治秩序？
張君勱先生給我們的答案是清晰明確的，就是現代中國應該借鑒西方政治現代化的經驗，走民主憲政的道路，雖然這絕不意味著在文化上中國應該全盤西化。我認為在政治思想上，張君勱先生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我們可以從儒家的立場，去提倡憲政；我們可以從儒家的觀點出發，去提倡憲政；憲政可有助於實現儒家的價值理念和信仰，包括儒家的民本思想、人文主義、仁民愛物精神和理性態度。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問題是，在一個沒有皇帝的中國，哪種政治體制從儒家的角度來看最合理、最能體現對儒家對於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尊重及其對於人格成長和人性實現的關懷？張君勱給我們的答案便是民主憲政。
憲政有助實現儒家的價值和信仰
徐復觀先生曾經說，「假使孔孟複生於今日，亦必奔走呼號」，為人民爭取民主與人權。我相信張君勱先生也會同意，假使孔孟複生於今日，亦必奔走呼號，為國人爭取憲政。張君勱沒有提出任何標奇立異的憲政構想，也未曾特別提倡「儒家憲政」，他只是平實的向國人解釋在現代世界廣被接受的憲政理念，並在他當時身處的政治環境中，盡可能把中國推向憲政。正如上文指出，張君勱主張採用「逐步溫和手段」，進行「漸進而有秩序的改革」；這是一種「中庸之道的政治改革主張」。他「一生的政治言論從不走極端，總是心平氣和的將各方面意見，作以調和或予以改進。」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平日所主張，以近情合理為與歸，所欲效法西方者，貴乎其能為國家立永久規模，而不取激烈反常之猛劑，發為言論，驗諸常識之同然，不專以轟動一時蠱惑群眾為事」。
張君勱先生的憲政思想和他從事憲政事業的態度、取向和策略，為今天有志於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各方人士，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學有一定認同的人士，提供了一個典範或一種範式。它為今天儒家的信仰者從事憲政的事業提供了理論的基礎和精神上的鼓舞。它讓我們認識到，今天的儒家知識分子，完全可以和應該同社會主義者、自由主主義者、人文主義者以至各大宗教的信徒等各方人士合作，就像張君勱先生在1946年「舊政協」裏同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人士合作一樣，為現代中國的新政治秩序——亦即是憲政秩序——的建設而攜手同行。
儒家與憲政：從張君勱先生的生平和志業談起系列之四（完）
本系列文章原刊於《中國法律評論》創刊號，法律出版社，201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