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衝昏頭腦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兒子墮樓身亡，教育大學民主牆上出現幸災樂禍的標語。教大校長張仁良形容此等行為「超越人性道德底線」，不少社會人士也紛紛加入聲討。教大學生會則表示有關內容帶人身攻擊和侮辱性，已清除標語，但學生卻表明不希望校方藉機收窄言論自由。

扯上言論自由牽強令人氣憤

道理其實是不難明白的。政見不同，可以公開辯論，甚至互相對罵，但不作人身攻擊、不拉扯當事人的家人至親入政治漩渦，應該是基本守則和底線。一名人到中年的母親喪子，白頭人送黑頭人，是人生最悲慘的事。選擇在這個最痛的關節眼上再踏一腳，當事人真的是痛不欲生！有些評論硬要把此事連上言論自由，既牽強，也令人氣憤。

最令我不解的，是在民主牆上貼出「恭喜」字句的人，動機到底是什麼？純粹因為政治（你是建制我是泛民），還是與蔡若蓮有私人恩怨？在對手遭逢家庭慘劇時借題發揮，宣揚不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如果真是私人恩怨，貼標語者跟蔡若蓮又有什麼深仇大恨？從教大的民主牆風波，到最近的中大學生會前會長高聲以粗口、以「支那」斥罵內地學生，我看到的，是本地政治對立中充滿着各種仇恨：對政見不同的對手、對內地人（即使不認識）、對上一代（世代之爭），不論有權無權，太多的仇恨對象，淹沒了理智和理性，充斥的都是咒罵和偏激。

仇恨政治當道任意攻擊對手

按道理，政治應該要團結大多數、與人為善、爭取支持。然而，近10年來由於社會嚴重分化、網絡傳播力驚人，以仇恨作為鼓動和爭取支持，成效往往勝過正面倡議、對難題提出解決方案。美國大選特朗普以種族仇視喚起美國人對移民政策的強烈反感，幫助他勝出了大選。毋庸諱言，香港新興的本土派、港獨派的文宣和論述，也是以仇視大陸作為號召，得到一批年輕人的支持。

台灣師範大學曾經追蹤島上四大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去年上半年的報道，分析其仇恨言論的數量和比例，得出了三個結論：第一是政治相關的仇恨言論比例非常高；第二是政治以外的仇恨言論與當地的熱門議題有關；第三是媒體的報道方式引發仇恨言論。香港沒有做過相類的研究，但看來台灣方面的現象和香港庶幾近矣。以仇恨作為政治工具，能夠刺激群眾的情緒，把對手徹底妖魔化。在這個過程中毋須講大道理，甚至不需要證據，只要讓仇恨衝昏頭腦，就能凝聚成一股力量，在政治上取得優勢。國際特赦組織早前發表了一篇短文〈仇恨政治當道，我們還能獨善其身嗎？〉，有如下一段：「『仇恨政治』似乎愈來愈有市場，人們容讓，甚至支持將侵害『他者』人權的行為合理化。」現實確是如此！

強詞奪理無用要求道歉有理

事發之後，教大學生會的負責人在記者會上說為何只譴責貼標語者，卻不去譴責羅范椒芬和吳克儉……如此辯解，扯得太遠了吧？13家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在周日晚發表聯合聲明，說「年青人對教育局及蔡若蓮的不滿無處發洩，最終訴於不當的情緒宣洩，實在是情有可原」。相信各院校的學生會負責人搞錯了。在大部分正常人眼中，當別人承受喪子之痛時說「恭喜」，這不是情緒宣洩，而是有乖常理、沒有同理心，把政見分歧凌駕人性情理之上。大家期望的不是學生們強辯，而是當事人承認錯誤、真誠道歉，這要求不算過分吧！

仇恨政治的特點，是你不需要認識被仇恨的對象，只要找到目標，就可以用盡一切方法攻擊、報復；有仇當然必報，然而報仇的對象，跟攻擊者可能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經濟學家也對仇恨做過分析：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Edward Glaeser在2005年發表了一篇題為〈仇恨的政治經濟學〉文章（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以供應和需求去分析仇恨。他用三個例子作說明：美國的種族主義、納粹德國反猶太人和伊斯蘭世界仇美。據教授分析，仇恨非先天基因決定，而是隨時間和社會環境而變，換言之是後天因素主導。在供應方面，政客為了政治目的製造煽動仇恨的言論，令其得以取得更大權力。至於仇恨的需求方、對真相興趣不大的群眾，會因仇恨言論而鞏固自我認同、強化我群利益。現在看來，這套分析架構套在教大的風波中相當恰切，反建制群體中的大學生（尤其是學生會）因這次事件變得更加團結（強化本群體利益），更理直氣壯地排擠非我族類（包括政府官員、大學管理人員、批評學生的建制派）。

如果在教大貼標語的人不是和蔡若蓮有仇，而是藉製造仇恨操弄政治，他／她的手法也相當高明，因為攻擊蔡若蓮之後，教大校方和政府高層高調譴責，貼標語者隨即再闢戰場，把矛頭轉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和他妻子劉霞。這一招很明顯，是想測試校方和政府官員會否一視同仁，也捍衛劉曉波而譴責搞事者，間接是逼校方表態。結果是教大校方同樣譴責，並說會把兩宗個案合併處理。其實對教大校方而言，為劉曉波出頭譴責貼標語者政治風險極低，即使高調維護這名內地異見人士也不會有什麼政治後果（劉曉波已經逝世）。如此作為，反映貼標語者想利用大學民主牆製造政治效果的目的十分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