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是小孩的時候，間中有人問家母借錢，如果是生活費，大多數沒有問題，但當時澳門的生活平淡，生活費不高，借錢的人大多數是輸了錢，希望可以贏返。
借錢的人通常是嘴甜舌滑，家母唔借自然有其他人借，當向別人借錢而那人又贏了錢之後，一定會對家母冷言冷語，對那個借錢畀他的好言好語，但不用太久，那個借錢畀賭徒的又會埋怨家母，當日唔阻止他要借，現在那人冇錢還，都唔知點算，家母躺着也中槍。
做生意咁多年，亦間中有人問我借錢買樓，大多數是炒樓。我話如果我是對方的仇人，一定會借錢給他們，可惜我唔係，所以我唔會借。因為我知道，就算樓價升了，他們亦不會還錢給我，仲叫我不用驚他們冇錢還。
老實說，都唔知道何年何月才有錢還，直到樓價下跌，那些人就會話，倘若當日我沒有借錢給他們，就唔使累到他們蝕錢，除了我借的款項之外，還有畢生積蓄，要他們還錢或者要等來世。其實，這些故事以不同形式不斷上演，結果都是悲劇收場，既然大家都知道這個結局，點解仲要借錢畀人炒樓？
政府在香港疫情最嚴峻的時候推出「林鄭plan 2.0」，其實有很大風險，不少人知道樓市正在下跌，但抵受唔到高成數按揭誘惑，隨時利用家人的名字買多一層樓，樓價上升當然是好，但仍然唔輪到政府領功，只是買樓的人眼光準確。
倘若樓價下跌就大件事，那些買家一定會鬧政府幫地產商，如果唔係，點解要在疫情高峰，仍然封關的時候推出「林鄭plan 2.0」，吸引那些未及資格的人去買樓？除非政府同市民有仇。其實，並不是政府同市民有仇，而是市民同政府有仇，對不少市民來說，政府做乜都唔啱。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