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年少的偶像在紐約相遇。
高中時，讀了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薩特（Jean-Paul Sartre）的小說《噁心》。這本書在說：人生沒有意義，人類卻有自由。為了找到意義，人必須做一連串選擇，並為這些選擇負全責。
如此沉重的責任，讓主角感到噁心。
讀了《噁心》，我發狂地抄寫薩特的句子，包括：「自由，是一種詛咒。一旦進入這世界，人就必須為自己所做的一切負責。能為你的人生賦予意義的，只有你自己。」
不願進入任何體制的作家
雖是詛咒，薩特仍追求自由。他拒絕官方的認可，不願進入任何體制。1964年10月，他聽說瑞典學院準備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他，特別寫信給瑞典學院的秘書長，表達他對諾貝爾獎的尊重，但說：「今年或未來，我都無法接受諾貝爾獎。」
但評審團已做決定，還是把獎給了他。薩特拒領。
薩特不願進入任何體制，包括婚姻。
1929年，24歲的薩特和21歲的西蒙波娃，展開一段「開放關係」。有愛情，不結婚，雙方都可跟別人約會，事後分享細節。這「開放關係」維持了51年，直到薩特過世。
兩人過世後，史料慢慢出爐，外人看到這段「開放關係」的複雜性。在他們追求感情自由的同時，也有很多對彼此的隱瞞，和對第三者的剝削。
我和薩特的緣分，隨着學生時代結束，劃下句點。畢業後開始為「存在」奔忙，沒時間再讀「存在主義」。「自由」也許是詛咒，但不會立刻應驗。「低薪」是更大的詛咒，月底就會沒錢。出國唸書時，我沒帶《噁心》，但帶了那本抄了薩特名言的筆記。
人必須做一系列的選擇，並且為這些選擇負全責。
我做了很多選擇，如今才會走進博物館，和年少的偶像巧遇。我本來是去看法國攝影家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展覽，沒想到一進去，就看到他拍薩特這張。1946年，巴黎「藝術橋」。那時，薩特、世界，都還很年輕。
人生選擇沒對錯
看着薩特的神情，我慢慢了解：
人生的選擇，其實都是「申論題」。
這些選擇沒有對或錯的標準。每個人依照自己性格、際遇、條件、資訊、和對主流看法在乎的程度，勾選了答案。
但不是選完就交卷了。當選擇的後果慢慢發生，我們對於自己和選項，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比如說了解到單身不一定自由，成家不一定圓滿，而開放關係，也許在心態上是一個閉鎖的循環。
有了深刻了解，便可以開始申論，更自信地，為自己的人生，寫出考卷上沒有的選項。
離開博物館，回到家，找出那本抄了薩特句子的筆記本。看到《噁心》中另一句話：
「我想離開，去一個如魚得水的地方，一個不覺得自己是局外人的地方。」
我們都在，尋找那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