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系與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是高舉私產與自由市場的兩間少林寺了。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在那個年代在這兩間少林寺求學與任教職的人。當然，那時有其他大學或學派崇尚私產與市場比上述的兩間為甚，但有點宗教的味道，不是純從科學驗證的方法支持私產與市場的經濟效率的優越性。當年的芝大與洛杉磯加大是比較客觀的。
然而，作為後學當年我認為他們過於高舉市場的優越性。年幼時我經歷過中、日之戰與國、共之爭，也做過生意，對「主義」上的爭議沒有興趣。老師阿爾欽（Armen Albert Alchian）教的只是問為什麼。我佩服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等人的學問，但總是覺得有點不妥。如果政府干預市場永遠是錯，那為什麼會有政府呢？
交易費用與政府的存在
1962年我拜讀科斯的兩篇鴻文，認為他提出的交易費用重要。當年的觀點，是引進交易費用政府干預市場更顯得是負面了。尤其是，1963年我拜讀德姆塞茨的一篇文稿，闡釋交易費用與帕累托至善點的關係，寫得實在好。德兄跟着的多篇文章，一律支持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
後來輪到我自己寫交易或制度費用，把政府作為一家大公司或機構看，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衡量，正面與負面皆出現。最明顯的正面，是1976年我拿得美國國家基金的資助，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法律與租用合約。這項龐大的研究，因為我和幾位助手讀不懂購買回來的合約版本──主要因為不懂有關的科技──終於要放棄。我的助手還是發表了幾篇文章。我自己發表了兩篇，而更重要的是寫下一份長報告（今天收錄在自己的英語論文選）。這報告的結論說：發明專利的法律，不容易改進！
今天回顧，我認為源自新古典的經濟學者偏於批評政府，有幾個原因。其一是交易或制度費用的假設沒有經過深入的考查；其二是政府的錯失，因為範圍廣闊，來得比較大，於是較為明顯；其三是責任的問題：政府在決策上的錯失沒有明顯的負責人。上述的第一點是經濟學者的忽略；第二點是任何龐大的私營機構都可能出現；第三點則被我分析過的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否決了。
提到上述，因為我在這裏要分析不久前在中國幾個城市推出的人才政策，是明顯地由政府干預市場。這是由政府出手，以金錢補貼或提供居所，局部的，協助民營機構招攬人才。好些年前深圳及一些城市就這樣做。年多前武漢、南京等一些城市就擺明補貼，招兵買馬，定其名為「人才政策」。其條件及政府出資的細節頗為複雜，網上有載，這裏不說了。
知識的價值累積於土地
要說的是70年代中期，老師阿爾欽和我討論一個現象──跟着有幾位同事也參與討論。這現象是，回顧二戰後歐、美等地區的經濟發展，地價或房產的價格水平上升得特別快，不是人口密度上升可以解釋的速度。大家同意的結論，是地產之價上升得格外高是科技的發展在二戰後來得快使然。
後來我在同一話題或現象上作了補充。我說：資金的回報是利息；勞力的回報是工資。科技知識增長的回報跑到哪裏去呢？發明專利的保障只有若干年；商業秘密一旦外洩就一去不返；商標的保障是很小的局部。人的生命短暫，但知識的創立或發明，只要價值存在，是永久的。答案於是清楚：值錢的知識的價值，累積下來，沒有物主收錢的那大部分，都跑到土地那邊去了。土地是財富累積的一個重要倉庫，讓我在財富累積這個經濟學的大難題上，提出今天看可以歷久傳世的倉庫理論。
是的，中國的經驗可教。人多土地可以不值錢。今天中國的土地很值錢──自本世紀初到今天，好些城市的地價上升了逾百倍。同期內，工資上升了不到6倍，資金的回報，以複息算，增加了約2倍；樓房的建築成本上升不到5倍。只是地價一枝獨秀──這是商業與科技知識累積在土地上的效果。
地價高有三項麻煩
這就帶來三項比較麻煩的問題。其一是市場有價的知識的引進，其累積會導致地價的上升。然而，在時間上這二者的節奏不一定吻合。地價的變動有多項因素，雖然長遠而言有市場價值的知識累積是主要的。可惜節奏不吻合，見到這累積而下注於房地產可能輸身家！
第二項麻煩是地價上升帶來的樓價上升，代表着市民的財富上升，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衡量。然而，你在網上說樓價上升對經濟有利，一定給憤青們罵個半死！是的，樓價上升帶來的貧富不均是大麻煩，不是小麻煩。投訴樓價上升的人一般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棲身之所，而是他們沒有買樓，享受不到地價的升值，年老退休因而少了一項重要的保障。這問題需要處理。政府壓制樓價或大抽房產稅，歷來是劣着。香港有他們的居屋辦法，新加坡也有他們的居屋辦法，辦得完善很困難──近於不可能──但算是處理了。當然，中國內地也有他們的處理方法，我沒有跟進細節，不便評述。
第三項麻煩是樓價（包括地價）可以升得很高然後暴跌，對社會的經濟可以有多年的不良影響。1986年，日本奇高的樓價在短期內插水式地下降八成，30多年後的今天那裏的經濟還沒有恢復昔日的雄風。香港1965年出現過一次。美國1929年一次，2008年一次。中國上世紀90年代出現過一次。這些例子一律源於借貸大幅膨脹而後收縮，其中只有中國90年代那一次避開了經濟的衰退。當時朱鎔基管經濟，反應快，加速改革與大事放寬市場的合約自由。換言之，中國當年能逃一劫，不僅因為有朱鎔基這個人，也因為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
商業價值最龐大的兩項研究
回頭說人才政策，這項比較新奇的項目，如果長遠一點看這政策不能帶動地價的上升，是算失敗：這政策要把人才知識的價值累積在地價上，而這地價上升的資金會轉過來協助人才的引進。原則上，處理得恰當，這地價上升會高於招攬人才的成本。我跟進了中國的開放改革40年，寫下《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小書，知道在大致上，幹部朋友們辦得好，創造了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經濟增長的奇跡。今天一些地區引進人才政策，是一項嘗試，也是中國經濟制度發展的伸延，效果如何我們要走着看。
說起來，整個20世紀有兩項商業價值奇高的研究，皆起自50年代。其一是半導體的發明，帶來今天孩子們比我知得多的數碼科技。數碼的商業項目，雖然研發的成本不菲，但研發後供之於市，多服務一個用家的邊際成本是零，而中國人多，市場大，發展得頭頭是道，有朝一日──可能就是今天──會超越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地方。這是指數碼的商業用途。
第二項有龐大商業價值的，是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這帶出從基因的方向研發藥物。數碼服務與基因藥物是兩項性質很不相同的商業項目。前者以智商為重，沒有讀過很多書的青年，只要夠聰明，可以勝任。基因藥物的研發則是深不可測的學問，要苦讀很多年才可以有職業性的掌握。我帶到美國求學的一位外甥今天是地球上的不出一掌之數的細胞專家，我自己的兒子今天研發基因藥物──他們的知識是些什麼我半點也不懂！當然，上述兩項我選的是商業價值奇高的例子──實際上，人才政策有無數其他的工商業項目可以選擇。
聽說西方的藥物研究今天引進中國來了。頗有勢頭。跟我認識的好些西醫朋友的觀點不同，我認為炎黃子孫的中藥也有其可取處。今天退了休的前香港中文大學與科技大學的兩位生化系主任是我年青時認識的朋友，而這兩位皆認為中藥有其可取處。
我知道南京的大學城有一間中醫藥大學，而該市又推出本文引為主題的人才政策。這個曾經是六朝之都的城市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鎮，那裏的秦淮河是我認為古往今來七絕寫得最好的杜牧流連過的地方，今後的發展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