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至今，我們所經歷的亞洲秩序，與其說是亞洲秩序，倒不如說是西方（先是歐洲、後是美國）秩序在亞洲的延伸。近代以來，相比先步入工業化階段的西方國家，大多數亞洲國家顯得貧弱，紛紛淪落為歐美國家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大陸和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中國則淪為了毛澤東稱為的「半殖民地」國家。
亞洲主義曾帶來侵略、災難
19世紀中葉，面對歐美對亞洲的軍事擴張，日本以宮崎滔天、勝海舟等為首的知識分子，開始提出「亞洲主義」的觀點，主張以喚醒亞洲、共同抵抗西方列強侵略的「亞洲同盟論」。這個觀點在後來也深刻影響了孫中山。孫中山在1920年代提出的「大亞洲主義」中的很多觀點，出自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觀點。早期的「亞洲主義」觀點主張亞洲各國家的平等和合作，但這種平等合作的「亞洲主義」觀點，很快被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福澤渝吉所倡導的「脫亞入歐論」，導向以讚賞西方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式做法，以及提倡建立以日本為主導的「大亞洲主義」的錯誤主張。
這樣，日本早期「亞洲主義」迅速異化，從「聯亞」「興亞」走向了「脫亞」「侵亞」，並最終演變為企圖用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方式，來建立亞洲秩序的「大東亞共榮圈」戰略，為亞洲國家帶來戰爭和災難。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也從一個亞洲國家的驕傲者（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在日俄戰爭中，日本打敗俄國，這是第一個亞洲國家打敗了一個歐洲國家。當時，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都感到歡欣鼓舞），成為了亞洲多數國家的侵略者。
冷戰時期同盟關係持續
二戰期間，日本被打敗，西方順利地確立了西方秩序。儘管中國也參與了戰後亞洲秩序的重建，但無可否認的是，戰後亞洲秩序的重建是以美國為主導的。二戰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亞洲秩序受戰後所形成的冷戰秩序主導，亞洲國家分屬兩個敵對陣營。冷戰結束以後，儘管亞洲國家間的關係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冷戰所形成的亞洲秩序並沒有從根本上解體，冷戰時期的各種同盟關係，特別以美國為主導所建立的各種反社會主義陣營的同盟關係依然持續。
可以說，今天亞洲秩序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也是冷戰框架之下的亞洲秩序的遺產，是西方干預的產物，包括南北朝鮮分裂、中國大陸與台灣分裂、中國和印度邊界（西藏）問題、中日間的領土爭端、南中國海領土爭端等等。
亞洲秩序是以美國為核心、以美國與其同盟為支撐點的。美國的同盟有雙邊的、也有多邊的，包括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澳同盟等，美國也與其他一些國家結成了準聯盟。美國聯盟體系內所有國家的安全，是美國安全體系的延伸。
亞洲秩序發生大變化
在中國崛起之前，日本很長時間裏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日本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至少在外交層面沒有完全的主權，而深受美國的制約。中國儘管在崛起，但迄今中國主要還是接受、適應的過程，是一個比較被動的角色。今天，隨着中國和印度等亞洲國家國力的增長，這些大國是時候應該也可以在亞洲秩序重建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
也就是說，目前，二戰之後所形成的以西方為主導的亞洲秩序，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對亞洲國家來說，巨變既是挑戰，也是機會。變化的根源是多元的，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美國的相對衰落。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尤其在軍事方面，但較之其輝煌的過去，美國的確相對衰落了。美國的衰落主要源於美帝國的過度擴張，這是自克林頓以來美國曆任總統所公開承認的，過度擴張導致美國力不從心。此外，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沒有明顯的「敵人」。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為核心的西方集團面臨一個公開的敵人，那就是蘇聯。
為了應付一個擴張性的蘇聯，美國的盟友願意為美國「買單」，減少美國做世界警察的成本費用。蘇聯解體之後，儘管美國繼續尋找新的「敵人」，即中國，也努力想把中國塑造成為其「敵人」，但中國迄今有效迴避了成為美國的敵人。在中國沒有成為美國及其盟友的「敵人」的情況下，美國盟友沒有意願為美國「買單」，這使得美國維持其亞洲霸權的成本很高。
美國實際能力的相對衰退，影響着美國統治集團繼續做世界警察的意願。特朗普一上台，很快就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並非沒有充足的理由。儘管美國不會放棄亞洲，未來美國甚至有可能再強化其在亞洲的存在，但其影響力很難維持在不變的水平，總體來說是下行的。
第二、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尤其在亞洲的崛起，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在西方列強到達亞洲之前，中國在亞洲形成了以自己為核心、被稱之為「朝貢體系」的亞洲秩序。這個體系並不像西方的盟友體系，沒有進攻和侵略性，意在維護中國和亞洲國家之間的「最低秩序」，並且只側重於貿易。西方的到來很快導致這個傳統秩序的解體，中國本身也成為西方的受害者。中國改革開放40年完全改變了這個局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光是中國的經濟崛起，也已經對亞洲國家產生巨大的影響。
簡單地說，至少在經濟領域，亞洲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秩序。中國和東北亞、東南亞各國的經濟互相依賴度非常之高，並不比歐盟國家之間或者北美國家之間低。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例如年增長率達到5%至6%），那麼一個自然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經濟秩序的形成變得不可避免，軍事崛起也是顯然的。這些年，亞洲國家對中國的軍事崛起感到「憂慮」，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外在影響力。
第三、亞細安的侷限性。亞細安形成於冷戰期間，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冷戰結束之後，亞細安大擴張，從原來的六國擴張到10國。同時，亞細安努力成為所有大國都能在此互動的區域平台。不過，這個平台內部的整合已經遇到嚴重的瓶頸。從理論上說，各國都非常願意走向更緊密的整合，但在實踐層面則困難重重。在和其他大國互動過程中，亞細安更感覺到其弱處，那就是亞細安很難對其他大國產生具有實質性的影響力，主要是中美兩國，未來還有印度。近年來，中美兩國都已經證明各自都有能力分裂亞細安，但從各自的利益出發，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決定讓亞細安維持整合狀態。
「經濟」和「安全」不協調
第四、「經濟」和「安全」這「兩條腿」的不協調。隨着中國的經濟崛起，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和中國發展出了深度的經貿關係。不過，由於歷史的原因，大多數亞洲國家的安全依靠於美國，甚至是美國安全體系的一部分，這就產生了「兩條腿」現象，即「安全」和「經濟」。在早期，當中國國家發展的重點在經濟的時候，這些亞洲國家的「兩條腿」分離並不嚴重，也就是說，它們在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的同時，從中國獲取經濟利益。
不過，現在這些國家的「兩條腿」走路戰略開始比較吃力。有兩個原因，一個來自中國，一個來自美國。中國隨着經濟的發展，國防現代化也在進行。儘管中國並沒有要和哪一個國家進行軍事競賽，但因為其經濟體量，其正常的現代化也足以在亞洲產生巨大的外部影響力。中國的軍事崛起對亞洲國家產生安全方面的「憂慮」，因為這些國家的安全是依賴於美國的。同時，中國的軍事崛起也要求這些國家在安全方面，至少不能利用美國的力量對中國產生威脅，否則其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就美國來說，當美國不以中國為敵的時候，也就是中美關係穩定的時候，這些國家的「兩條腿」走路策略不會有重大的問題。問題在於，美國不時地想把中國塑造成為其「敵人」。如果中美關係轉壞，這些國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間作出選擇的時候，「兩條腿」走路的條件就消失了。近年來的南中國海問題和今天中美之間有可能爆發的貿易戰，都對這些國家產生着莫大的壓力。
亞洲秩序須自主開放
第五、區域秩序的出現。到目前為止，區域秩序主要出現在經濟領域，包括三個「10+1」機制（即中國–亞細安、日本–亞細安、韓國–亞細安），及其「10+1」基礎之上「10+3」。在中亞還存在以反恐為核心的「上海合作組織」。不過，其他一些涉及區域外大國的組織，包括「東亞峰會」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運作，並沒有實現當初人們對它們抱有的高期望。這些組織是各國領袖互動的平台，但並沒有促成區域的進一步整合；在很多時候，反而對區域整合產生阻礙作用。
所有這些發展趨勢，都為建立一個自主但開放的亞洲秩序，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和制度條件。一個自主開放的亞洲秩序對亞洲國家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個自主開放的亞洲秩序可以定義為：這個秩序以亞洲國家為主體而構造，但不排擠其他國家。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在亞洲都有重大的利益。同時亞洲國家包括中國本身，都和西方有重大的利益交往。因此，不僅很難排擠掉西方的利益，而且沒有任何必要去排擠。
就是說，亞洲秩序必須是一個開放的秩序。前面所討論的日本的歷史經驗需要汲取。尤其在全球化時代，討論誰排斥誰已經變得沒有多少意義。儘管這些年來，全球化產生了一系列負面的影響，但不管反全球化力量如何強大，未來的社會不可能倒回到從前主權國家之間很少往來，或者不交往的時代。
不過，美國和西方利益在亞洲的存在，或者說不排擠美國和西方的利益，並不是說亞洲國家不能作亞洲自主秩序建設的努力。新出現的機會不能浪費，否則永遠不會有一個自主的亞洲秩序。對中國、印度等大國來說尤其如此。今天，亞洲的大國包括中國、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這些國家的努力決定了亞洲是否能夠形成一個自主的亞洲秩序。儘管這些國家並不是要建立一個以自己為中心和主導的亞洲秩序，但大國必須在倡議這樣一個亞洲秩序過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大國不倡議、不努力，小國家即使有強烈的意圖，也很難有能力去做。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