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對葡萄牙在澳門的不滿，遠遠少於對英治香港的不滿，因此在動盪的二十世紀，澳門經歷的風暴遠不如香港。1910年在葡萄牙和1911年在中國的共和革命，並沒有改變葡萄牙人在澳門的管治。19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爆發應該會令澳門這個西方飛地成為一個容易的目標。但中葡兩國間400多年基本上較為友好，無嚴重的敵對矛盾在澳門長期共處。相反地，反帝國主義者攻擊英治香港，1920年代香港工人罷工摧毀英國在中國的利益。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導致許多中國大陸難民逃往澳門。在1941-45年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佔領香港，而由於葡萄牙的中立，澳門則逃過一劫，並成為香港難民的避難所。
文革衝突 葡澳港英取態不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年，葡澳和英港與共產黨中國維持艱難而適當的睦鄰關係。英國於1950年1月承認新的北京政權，但葡萄牙在反共的薩拉查（Antonio Salazar）專制獨裁統治下，卻與流亡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外交關係。澳門的安寧維持至1966年底，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激烈主義蔓延至澳門，葡澳保安人員與支持北京的當地華人發生衝突，導致嚴重的傷亡。這危機在1967年初結束，葡澳總督公開道歉，賠償給受害人，並承諾與北京合作，以換取葡萄牙繼續管治澳門。有人稱1967年後的澳門為「半解放區」，而回應在1974年葡萄牙的革命，1970年代中期澳門開展的改革，成為25年後，澳門於1999年回歸中國的序幕。
澳門左派成功鼓動香港左派在1967年5月至10月發動反英暴動，其間有數十人死傷。與葡澳政權的投降協定不同，港英政府發動有效的反叛亂行動。港英警方採取嚴厲的措施鎮壓毛派的暴動，同時呼籲動員本土華人支持法治，以保衛他們珍愛的生活方式。在絕大多數香港民眾的支持下，殖民地政權戰勝，而毛派的動亂逐漸消失。這更扭轉了一個世紀以來，在每次的中英衝突裏，香港的華人支持中國大陸對抗英國的歷史慣例。許多香港人都是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取得勝利後，逃走到英治香港的難民。在英國的民主議會政治下，殖民地香港享有法治和自由開放的社會，香港人受到這些價值觀的洗禮。在1967年左派暴動後，港英政府引入許多改革，以提升基層生活和利用現代西方的價值觀與規範真正地鞏固香港，這些情況發生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的30年。
港澳回歸 進程迥異
大家都熟知1997年香港和1999年澳門先後回歸中國，現不再重複，我將在此描述塑造這二處歐洲在華飛地並影響其後殖民轉型的軟實力情況。
歷史上英國對中國的侵略及冷戰期間英美反共聯盟，導致中英相互猜疑。中英兩國之間對香港回歸的主權和民主化爭議，導致1982-1984年中英外交談判的嚴重分歧，直至1984年達成最終的《中英聯合聲明》協議。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危機，導致1997年前的移民潮。關於香港民主化對中國的主權和國家安全的衝擊影響，仍然是北京對2017年特首選舉改革的首要關注考慮，目前香港民主化爭議導致社會分化，令香港與北京的關係變壞。諷刺地，「1997年的中國因素」曾經成為助產士，促使倫敦政府在1985年引入香港的立法選舉。但同時北京亦制約1997年以前和之後的香港民主化，好像這助產士意圖要箝制嬰兒的發育成長。
在澳門的個案，由於在澳葡萄牙人從來沒有對中國構成威脅，中葡友好地推動1999年的交接。葡萄牙於1975年的非殖民化措施，改善中葡關係。葡萄牙把澳門非軍事化，把澳門從「殖民地」改變為「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國領土」，里斯本同時從承認台北政府轉變為承認北京政府，於1979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北京容許澳門立法會在1976年引入部分選舉議席，比香港早了15年。葡萄牙承認中國對澳門的主權，雙方達成共識，消除可能出現的爭議。香港的先例和北京與里斯本的友好關係這正面因素，加快了1986年至1987年中葡兩國對澳門回歸的談判進程，四輪外交談判僅進行九個月，在1987年順利達成《中葡聯合聲明》。比較起來，中英對民主化的爭議導致香港1997年艱難的過渡，而中葡友好合作確保澳門順利地邁向1999年，讓葡萄牙可以和平與有尊嚴地撤離其最後的海外管治區。
後殖民時代澳門成橋樑
中葡友誼使北京能夠利用葡萄牙歷史經驗和文化遺產，使後殖民時代的澳門，擔當中國與葡語國交往平台及橋樑作用的新角色。自2003年以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一直設在澳門，並每三年一次主辦該論壇的部長級會議。（這「葡語國家集團」Lusophone Bloc，即分布在全球四大洲的八葡語國家——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三比克、東帝汶、葡萄牙、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共有領土超過120萬平方公里，人口2億6000萬，包括拉丁美洲最大國巴西和中國在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安哥拉，其經濟性與戰略性影響盛大。2012年，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貿易總額達1,285億美元，其中，中國向葡語國家出口商品額達410.52億美元，進口商品額達874.45億美元。）
北京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在1997年回歸後要結束與英聯邦集團的關係和不能參與英聯邦的活動，但卻鼓勵澳門在1999年後繼續保持與葡語國家聯繫，藉以推進發展澳門及內地企業對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在北京的支持下，澳門於2006年主辦第一屆葡語國家運動會（Lusofonia Games），而澳門本土的大學成為葡語大學協會（AULP）的成員。自1999年以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大力促進保留中葡傳統和東西融合的文化遺產，作為旅遊和環球聯繫的社會文化資產。北京支持由30座建築物和議事亭前地所組成的「澳門歷史城區」（Historic Centre of Macao）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2005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World Heritage Sites ）。正如在澳門博物館所看到的展品，中國和葡萄牙當局分享相同的歷史敘述。這肯定與香港的情況不同，香港並沒有努力保存被視為大英帝國主義標誌的殖物地文物。
北京的政治現實
這兩個前西方飛地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回憶殖民地時代，其中一個關鍵的因素是北京的政治現實。中國從來沒有視葡萄牙為威脅，而是認為澳門的葡萄牙歷史文化資產，是與葡語國家集團一個重要的聯繫。香港的情況則不同，由於與英美有密切聯繫，而北京對英國不信任與懷疑，因而處處防範。所以，北京對香港政改的強硬立場，源自其真正的關注，害怕香港可能成為《木馬屠城記》中危險的「木馬」（Trojan Horse），會引來西方的顛覆性影響，破壞中國政府的統治控制。實際上，香港特區民主派的佔領中環運動，要求在2017年下一屆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可以有真的普選，驚動了北京，把原定於2014年9月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財長會議，改為11月在北京舉行；與此相比，2014年9月12至13日在澳門舉行的第8屆亞太經合組織旅遊部長會議，則如期順利舉行。
從某種意義上說，香港特區與北京就2017政改的緊張關係，是中國大陸一黨專政與香港廣大民意尋求符合國際民主標準普選特首方案之間的核心價值與政治文化的較量。葡澳與港英不同的政治景觀，部分歸因於它們在差距三世紀，不同階段的全球化過程中，形成不同特色的「西化」（westernization / western globalization）經驗。這兩個西方飛地的歷史文化確實留下各自的痕迹。除了最後的25年（1974年至1999年）以外，在443年的葡萄牙管治中，自1557年直至1910年，澳門是由保守的天主教葡國君主統治。其後1928年至1974年，由里斯本的極右獨裁統治。而英國殖民地香港的156年，則見證了現代英國的自由民主政體。港英在1967年後的改革及夕陽時期的民主化，進一步把香港靠攏西方法治自由民主的主流。對比起葡萄牙緩慢而漸進地把歐洲傳統文化精髓融入澳門，英國在更短時間內密集地把現代西方價值觀和自由法治典範大量地注入香港，更易挑起中國更強烈的反應。正如中國官員經常抱怨：「我們在1997年僅取回香港的土地，但香港人的心並沒有回歸。」
中歐軟實力互動前景樂觀
西方的影響確實令澳門和香港成為中國轉型的發酵地。「現代中國之父」孫中山，在香港接受中學和醫學教育，香港更成為其革命工作的重要基地。孫中山其後在澳門開始其行醫生涯，並在澳門辦報宣揚其進步思想。孫中山的香港和澳門經驗，培育了他的新中國夢想之五大目標：一個獨立、統一、現代化、強大和富裕、自由和民主的中國。他的首四個目標在蔣介石到毛澤東到鄧小平這批中國領導人及其後的繼任者身上達到了。比較孫中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中國夢是有趣的，後者的中國夢期待中國的和平崛起，以恢復其歷史上的偉大。遺憾的是，孫中山夢想的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至今尚未實現。中國的香港和澳門特區是否能夠為實現這些新中國夢想作出積極貢獻？
作為擁有中國知識和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實踐者，及作為後帝國主義社會的公民，你們——歐洲漢學家們，必須繼續這個崇高的任務，就是在你們與中國的交往中，把這些「西方最好的東西」（the best of the West）軟實力傳播到中國。與美國的漢學同行不同，他們受到「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綜合症所造成的中美緊張局勢所累，而你們卻為中國人歡迎，把你們視為真正的朋友，帶來了價值觀和理念這些軟實力禮物。在中國正處於全球崛起這一重要時刻，我對你們的中歐軟實力互動事業極有信心。
五世紀之中歐交流系列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