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的「人性」

儘管互聯網有光輝的一方面,但網上的人際交往卻到處充滿着人類本來所具有的「性惡」陷阱。因此,一些人開始相信,互聯網不是人類揚善的工具,而是人類可用來「揚惡」的最有效工具,是「惡人」的世界。

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人與人、人與群體、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表現之一就是他們之間形成了緊密的關聯,實現了「互聯」。不僅如此,國家之間同樣實現了「互聯」,以至於人們理想地(誤)認為這是一個「全球村」。如果引用當代德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所說的「人的本質在於交往」,互聯網時代的確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理想時代,因為它已經使得人的交往變得如此容易,無需任何成本。

不過,現實並非如此,甚至剛好相反,或者說,互聯網不僅沒有實現哈伯瑪斯所設想的理想「交往」;相反,互聯網時代的人際交往到處充滿着人類本來所具有的「性惡陷阱」。儘管互聯網也有非常光輝的方面,但較之其「助惡」的效果(例如形式多樣的網絡暴力、激進甚至恐怖主義、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大屠殺的直播等),前者相形見絀。因此,一些人開始相信,互聯網不是人類揚善的工具,而是人類可用來「揚惡」的最有效工具,是「惡人」的世界。

迄今為止,互聯網只是工具,「善」與「惡」都可以借此表達和張揚自身。很顯然,如果需要互聯網揚善抑惡,人們對互聯網所能造成的「惡」(至少到現在為止),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並且須時刻檢討互聯網對人性的深刻影響。

互聯網賦予「假自主性」

互聯網已經徹底改變人生存的環境,賦予人們一種「假自主性」。如法國啓蒙哲學家盧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因為誰也不想做奴隸,所以人人都在追求基本自主性之上的自由。很顯然,盧梭所言僅僅是一種理想,因為在現實中,人生而不平等。互聯網現象也是如此,人們本以為得到了自主性,但現實中其所產生的更可能是一種「假自主性」,只不過很多人誤以為是「自主性」罷了。

一個最重要的現象,就是各類限制人類智力生長和發展的「信息繭」的形成。這尤其表現在人工智能(AI)方面。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把人類從以前繁重的體力甚至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但另一方面也剝奪人類通過勞動所得到的一切,包括對事物的思考及由此而來的智慧。事物正在發展過程之中,人們須加以密切的關注。但有一點似乎已經明朗化,即AI時代快速形成的「信息繭」在快速地弱化人類(尤其是年輕人群體)的思維能力,導致新技術狀態下的新「愚昧」。這個趨勢可以說是全球性的,只要有智能手機的地方,就會有這種現象。

互聯網時代的人際交往到處充滿着人類本來所具有的「性惡陷阱」(Shutterstock)
互聯網時代的人際交往到處充滿着人類本來所具有的「性惡陷阱」(Shutterstock)

就信息的收集和傳播而言,或者就人基於信息之上的交往而言,基於人工智能之上的推薦算法和朋友圈的出現,意味着人對信息的獲取方式從傳統的主流媒體,轉移到以個人為主體的信息流媒體。這一點在社會底層人群中尤其嚴重,人們不再去主流信息來源獲取媒體從業者為大家製作的內容,而是把選擇權交給以推薦算法為代表的AI。道理再簡單不過,因為AI會在海量的信息源中推薦用戶可能會「想看」和「喜歡」的信息。同時,由於這些被推薦的內容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就意味着用戶一旦看到一個有傳染力的信息,這個信息會迅速在他的社交圈中由同質人群進行二次、三次乃至無窮次的傳播。

「信息繭」給很多人帶來了「共同體」的認同感,讓人們有了自己的歸屬感,成為行使自己力量和影響力的工具。這也是人們對被推送的信息趨之若鶩的一個原因。問題是,這樣獲得的信息是人們的自主選擇嗎?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種假的自主選擇。表面上看,人們自願選擇這種信息,實際上是被「強加」的,只不過人們體會不到這種「強力」的程度罷了。當今世界各種原教旨主義式的激進思想,尤其是基於宗教的激進思想,和這種互聯網技術的「賦權」是不可分離的。

互聯網在把人們互聯起來的同時,更造成了人的「原子化」,即互不關聯。美籍德國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經描述專制主義政權下的個人如何被「原子化」。互聯網時代所形成的新類型「原子化」與專制主義的「原子化」相比,過猶不及。人們可以比較一下實體社會的社會運動和互聯網空間的激進化運動,就可以看出所以然。

實體社會的社會運動,例如西方的1968年革命,年輕人走上街頭,實現了人與人、人與團體、人與社會、人與政府之間的真實互動。這種互動影響到人們的實際生活,使得眾多人走向社會現實,造就了一個真實的時代。

但在互聯網時代又是怎樣的一種社會運動?虛擬空間的社會運動較之實體社會似乎容易得多,也會造成更大破壞力。但虛擬空間的社會運動較之實體社會,更具有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所說的「烏合之眾」性質,來得快,消失得也快,就像「快閃」群體的聚會。很難說,參與者之間能夠發展出像實體社會運動參與者之間那樣的認同和歸屬感。這也就是為什麼當代社會運動如此容易發生,但除了顯示它們的破壞力之外,還沒有體現建設性成果的原因。

人際關係「原子化」危及社會存在

「原子化」更表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今天,一個普遍現象是,與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越是關聯的人,離真實的人、團體和社會就越遠。人們可以借助社交媒體交往,但卻是一個十足孤獨的個人。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化程度高的社會,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依靠互聯網而生存(例如網紅、直播、外賣之類)。宅男宅女群體因此而迅速擴大。

傳統上一直被視為「群體性」或「集體性」社會的亞洲也是如此。日本已經擁有數百萬宅男,其他亞洲社會或多或少都出現這個趨勢。這些群體的行為可以全然顛覆傳統觀念,他們方方面面的生活觀念包括日常生活、婚姻、性、生育等等,都似乎完全和傳統社會背道而馳。他們的行為已經對現存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例如,他們盛行的「無婚」甚至「無性」的生活觀念,甚至對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構成最大的威脅。也就是說,促成亞洲社會迅速老齡化的不僅具有經濟因素,更具有技術因素。

在互聯網時代經濟生活中,人們也在不知不覺地放棄自主性,而讓「供給方」決定自己的需求。今天,除了少數人,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經濟生活並沒有自主的選擇,而是人云亦云,步人後塵。眾多的選擇、品牌、「低廉」的價格,人們都在被商品選擇。同時,人們所購入的這些商品又缺少了往日的「社會性」。從前,因為人們生活在實體社會,穿衣服便具有了社會性;但現在他們生活在虛擬世界,他們的穿着沒有社會性,反正誰也不認識誰。的確,有很多人會在虛擬空間「曬」自己,但除了證明自己在虛擬世界的存在,還能說明什麼呢?

互聯網使得「靜悄悄的革命」變得可能和頻繁,近年的多場「顏色革命」,互聯網成為策動革命的重要工具。(Shutterstock)
互聯網使得「靜悄悄的革命」變得可能和頻繁,近年的多場「顏色革命」,互聯網成為策動革命的重要工具。(Shutterstock)

政治生活也是如此。一方面,互聯網使得「靜悄悄的革命」變得可能和頻繁,無論在民主國家還是在非民主國家,顏色革命已經成為常態。沒有多長時間以前,互聯網被視為西方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的最有效武器,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西方利用互聯網在非民主國家發動了諸多成功的顏色革命。但今天,這種顏色革命更經常發生在西方內部。

近年來,西方傳統政黨逐漸被互聯網邊緣化,愈來愈多的政治「局外人」進入政治舞台。他們毋須政黨平台,依靠一個互聯網平台就能擊敗那些依靠傳統政黨的政治人物。問題是,互聯網政治已經失去傳統政治的建設性。政治「局外人」可以借助互聯網而登上權力位置,但很難依靠互聯網來治國理政,因為治國理政仍然發生在實體社會。無論在民主還是在非民主社會,互聯網政治的破壞性已經充分顯現出來,但其建設性從何而來?

更為糟糕的是,在互聯網世界,人們失去了人的真實感,分不清實體世界的「自己」和虛擬世界的「自己」。互聯網每時每刻都在產生着美麗的誘人陷阱。例如,愈來愈多人在給他人「點贊」的同時,為他人設計着美麗的「陷阱」。他們隨意引誘着他人、隨意「製造」和收集他人的證據,又隨意陷害他人。最近中國電子科技大學一名副教授被學生設陷,對中國的「四大發明」作了「不當」的評價之後,被學生舉報而遭處分。不過,這絕對不是特例,類似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舉不勝舉。當「陷害」受各種環境和動機的激勵,並且變得毫無成本的時候,「惡」便大行其道。

無政府或新型專制的抉擇

社交媒體更是「假消息」的天堂。一個普遍現象是:愈是聳人聽聞、庸俗不堪的「新聞」,愈是受社交媒體的青睞,愈是能夠迅速流傳,並且流傳廣泛。一些人是先入為主,他們並不想知道事實的真相,更不關心有沒有真相,對他們來說,所有東西都只是一種「消費」,包括他人的尊嚴和榮譽。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假消息」一旦流傳開來,便是真消息了。尤有甚者,對一些人來說,只有通過製造和傳播「假消息」,才能表達他們對這個世界的不滿。「假新聞」在充分自由的虛擬世界里得到完全的自由,人性所具有的「惡」變得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來。

因此,有人說,在互聯網世界,善不壓惡、正不壓邪。「善」儘管可以存在,但很容易消失。惡不僅存在,而且無以制衡。儘管各國都在嘗試通過互聯網立法來管治和規制虛擬世界,但從「人性惡」的角度來看,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互聯網世界無形的「惡」可以得到有形政府的有效管治。

從「人性惡」的角度來看,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互聯網世界無形的「惡」可以得到有形政府的有效管治。(Shutterstock)
從「人性惡」的角度來看,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互聯網世界無形的「惡」可以得到有形政府的有效管治。(Shutterstock)

的確,政府的管治愈來愈成為問題。今天,政府被視為「老大哥」,愈來愈多的政府不受社會信任。對政府的低信任或不信任,也促成今天互聯網監管面臨巨大的困難,支配互聯網的權力便落到資本和商業手中。表面上看,人們都以為自己從政治權力中解放出來,至少在虛擬空間里獲得完全的自由,但實際上可能剛好相反,人們被資本所奴役,也被資本使(利)用來被他人奴役,或者奴役他人。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互聯網世界,如果繼續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和監管,這個世界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會臨近英國近代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人與人戰爭」的無政府狀態,或者存在主義所說的「他人即是地獄」的狀態。霍布斯認為,人是不能長期忍受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為了結束這種無政府狀態,人們願意讓渡自己的權利,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讓政府提供秩序。對霍布斯來說,無論怎樣專制的政府,總比無政府狀態要好。

今天的互聯網世界會怎樣?如果不能確立一種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秩序,就可能也會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忍受「無政府」狀態,要麼轉型成為新型專制主義。如果人們不能承受無政府狀態,最終會放棄自己的權利而讓新型專制出現。儘管一些人喜歡無拘無束的自由,但對很多人來說,專制下的秩序可能要比人人為戰的「無政府」要好。互聯網是否可以促成歷史的又一個輪迴?人們當拭目以待。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