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制與民粹式民主的政治理念，同時誕生於歐洲啟蒙時代（又稱理性時代），兩者分別主要在於對自由概念詮釋不同。自由民主制度認為個人自由不應受約束，尤其是來自政府的管制。自由主義大師伯林（Isaiah Berlin）稱之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基本上視之為所有人的天賦人權；在此制度下，政府被賦予有限度權力，藉以保障市民個人權利免受不公平損害，或免受別人侵擾。
至於民粹式民主制度下，自由的意義在於體現公意（general will），為追求集體目標而參與民主政治活動，例如集體政治運動、公民投票或全民普選，是謂積極自由，因為其中既包含共同體驗，並且涉及對共同目標的追求；獨立自主個人共同行動中擁抱的集體訴求，對社會、個人都是一種解放，自由是個人尊嚴的體現。
我想分析一下哪種民主制度最切合本港所需。
我認為香港不應擁護民粹式民主理念，原因有下列九個，其中三個屬普遍性質，適用於所有國家及社會，其餘則針對香港的獨有情況。
三大理由 四海皆準
理由一，關乎信念問題。民粹主義者信奉公意的理念，他們假設所有個人都服膺同一套關於自身處境和利益的信念，這種假設也許偶能適用，例如在奧運會中一同為國家隊打氣，又或者遇到外敵入侵，人人同仇敵愾，合力保家衛國。
不過，除非遇到此等特殊情況，否則難望在正常情況下，所有人皆擁抱共同信念，反而個人信念各有不同，才是各地社會的普遍現象，在現代多元社會就更尤甚。那怕在全民團結一致的短暫時刻，也難免出現叛國、綏靖主義者，又或想法獨立及異見分子等。
「人類本來就有共同信念」是啟蒙時代德國大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始創的理念，他試圖以人類尊嚴取代神的尊嚴，就連神學的光環也一併摘除。
事實上當時在法德兩國，啟蒙運動差不多等同於反宗教；但這個時期為不少自由民主制奠定基礎概念的蘇格蘭哲學家，卻是備受敬重的教會人物，既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又同時致力於當時的新學探索，他們的學說更直接影響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總統（James Madison）。
法國啟蒙時代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曾以「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話聞名於世，也對當時的蘇格蘭哲學家甚為佩服，並且表示：「說到文明理念，我輩概以蘇格蘭為馬首是瞻。」
理由二，源自對歷史惡果的恐懼。伯林審視民粹式民主對人類的影響，不但識別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更體會到積極自由是暴政的根源。
1994年，已屆暮年的他在一次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時指出，20世紀的種種可怕經歷，實源於各種革命意識形態和革命運動，演辭中寫道：「如果你確信人類的一切問題在某程度上總有解決辦法，而且只要人人都為達成理想而努力，必能構思出理想中的社會，則你和你的追隨者就必須相信，要打開通往理想國度之門，需不惜任何代價。面對如此絕對又簡單的真理，只有愚不可及和居心叵測之徒才會拒絕接受；拒絕接受的必須加以勸告，要是不聽勸告則須立法禁止，法禁不絕則即使動武甚至採取恫嚇或殺戮手段，亦要使其就範。」
伯林還作出如此忠告：「因此，我們必須權衡利害，討價還價，甚或作出妥協，也要避免一種生活形式遭反對者粉碎。我明白青年男女懷着理想、一腔熱誠，絕不會甘於跟隨這樣的旗幟，會視之為太懦弱、太守規、太平庸（bourgeois）、毫不激動人心；但請相信我，一個人總不能事事如願，不但實際上行不通，理論上也無法辦到。拒絕面對現實，一味追求單一而凌駕一切的理想，把它當作唯一真理，只會招來鎮壓；隨之而來的是摧毀與流血；理想主義者的行動就如不斷打雞蛋也煮不成奄列，眼中變得只有無數的人、無數的蛋去打破，原本滿腔熱血，到頭來卻忘了目的是為煮奄列，而只顧打雞蛋。」
理由三：觸及邏輯分析。黎卡（William Riker）教授曾經指出，民粹主義者的理念是透過民主活動找出公意；公眾諮詢、公民普選、全民投票，都是藉以找出公意的民主政治活動；這些民主活動過程的結果成為體現集體訴求的寶貴成果。假如任何方式均無法找出公意，社會就無從得知其集體抉擇為何。
黎卡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Kenneth Arrow）所創的社會選擇理論（theory of social choice），在選擇多於兩個目標的情況下，無論利用那種收集標準以歸納個人選擇，都不可能從中釐清社會整體的真正要求。換言之，在 A、B、C 三項選擇之中，根本無法避免出現偏好循環（preference cycles），即 A 排序高於 B，B 又高於 C，C 又高於 A，出現令精神分裂的循環序列，社會抉擇因此無法確知。
既然無法確知社會整體抉擇，民粹式民主自然無法實現。通過種種民主手段達致的政治效果，也就不再是「公意」的珍貴體現，不過是政治手腕的效果，甚或歷史上或某些環境下出現的意外而已。
重重限制 慎防民粹
理由四，一個國家斷不可能同時出現兩種對立的公民意願，公民意願是國家主權的一種表述。假如香港自行表述另一種公民意願，難免演變成帶有僭越國家主權的意味，本土主義若全面轉化成民族主義，只怕難免會進一步變為分離主義。
中國作為民粹式的宗主國，不會容忍一個特別行政區僭越主權的另類表述，即使全民投票，亦可視為僭越主權之舉。北京早已作出制訂反叛亂法例即《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可見早已有見及此。只有自由民主制中的消極自由，才有望見容於中國主權之下。
理由五，在於香港所承襲的各種制度，例如法治、新聞自由、低稅率、自由市場、強大的公民社會，作用都在於保障消極自由，在本地發展自由民主制也就順理成章。立法會議員不得就財政預算提交私人條例草案的規定，已令基於群眾的自下而上政治參與，以及為執行公意而策動的群眾行動白費心機，在本地建立民粹式民主必然面對障礙重重。
理由六，在建立廣獲支持政黨及聯盟的過程中，實在難以避免造成社會分化。《基本法》要求政府以行政主導，用意即在限制政黨日益壯大而奪權，但亦造成政黨基層日形分化，新一代在黨內晉升無望，往往另組新黨，在政治策略上更齟齬頻生。在政黨無法廣獲支持的情況下，民粹政治運動變得激進、充滿無政府主義色彩，並流於分化及邊緣化，以致逐漸疏遠大多數群眾，失敗告終。
理由七，香港人口和社會均屬高度多元，個人自由備受保障，人人得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年輕人獨立自主、富於創意、教育程度高且忠於理想，但即使崇尚民主理想及民主的生活方式，香港青年卻並非人人醉心政治。
這與200年前工業化年代的貧農大眾絕對不可同日而語，民粹式民主只會對疏離的激進分子有吸引力，否則在本地社會難有市場，無奈政制發展進度緩慢，令社會上不安的一群日益疏離而轉趨激進。
理由八，行政長官角色矛盾，究竟代表北京政府還是香港市民？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有關矛盾較小，行政長官只不過是任期與權力均有限的官員，只須善侍二主，以防被解僱；然而民粹式民主則要求行政長官代表他們心目中的全港市民公意，無疑置特首於與北京政府抗衡境地。
理由九，在於香港若能制定可行的政制發展模式，無疑可供北京政府在改革國家政制方面作為參考。西方各國及日本的民主政體，即在法治和政治問責原則下，基於政黨競選執政的模式建立而成，雖然以往尚算行之有效，但近數十年來，西方國家及日本政府往往陷於政治僵局。一旦政府漸傾向於受有組織的小眾問責，反會令整體管治的問責性愈見喪失。
香港能否在《基本法》框架中找到出路，提升以行政主導的政府的代表性、獲廣泛民意支持的問責性以及認受性？若能成功，則香港經驗堪足為中國甚或世界各地提供借鏡。香港人雖然未必具備足以解決目前困境的智慧，但事已至此，實也別無選擇，但願改革之需終能激發創意。
參考資料：
Isaiah Berlin, A Message to the 21st Century, An Honorary Doctorate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 5 November 1994,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14.
構建香港政制發展論說之路系列之八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