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5日，滬指最高觸及5178.19點，隨即掉頭向下，並引發融資崩盤，股災由此開始。一年過去，對股災的研究和討論從未停止。因為人們知道，如果沒有深刻的省思，中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無從談起。
「我願意從個人觀察的角度分析股災發生的原因，總結一些經驗教訓。」
日前，中國證監會原首席顧問梁定邦在香港接受《財經》雜誌專訪時如是說。
今年69歲的梁定邦身材魁梧，雙眼炯炯有神。這位香港執業資深大律師1995年出任香港首位華人證監會主席，在業內享有很高聲譽。1998年，梁定邦受時任總理朱鎔基之約，以「一元人民幣」象徵意義的年薪，出任中國證監會的首席顧問，見證和參與了世紀之交中國證券市場的改革與發展。
梁定邦曾對1999年的證券法提出許多修改意見，但因提建議時，草案已移送全國人大常委審議，所以沒有被採納，「大陸證券市場有這麼多大的問題，和證券法的缺陷有很大關係。換句話說，證券法的缺陷也埋下了去年股災的禍根。」
在梁定邦看來，證券市場是很複雜的，由於存在很多「人頭戶」，公告制度不完善，一旦股市出問題，監管部門根本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也就難以做出正確判斷和對策。
梁定邦目前仍然擔任中國證監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這位中國證監會的首席「外腦」建議，監管機構應該相對獨立，擴大調查權和執法權，同時完善基礎信息問題，和世界接軌，「這樣，中國的證券市場才可能健康發展。」
「朱鎔基邀請我擔任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
馬國川：2015年夏天爆發的股災，對整個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影響都非常大。從1999年到2004年，您擔任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五年多，對於中國證監會、中國證券市場有切身的觀察，對於2015年夏天爆發的股災也一定有自己的思考。
梁定邦：確實，2015年的股災值得反思。我願意從個人觀察的角度分析股災發生的原因，總結一些經驗教訓。
我和中國證券市場結緣很早。1990年上海、深圳分別建立了證券交易所，兩地都搞了地方性條例。1988年我就是深圳市的法律顧問，所以起草深圳證券交易所條例的時候，有關部門就找過我。1992年深圳股市「8·10事件」，人們游行示威。出事那天半夜，深圳副市長打電話到我家裏，問有什麼好的處理方法。
證券市場是很容易出事的，因為中國的儲蓄比例很高，投資渠道太少。而且人們認為，進了股市一定發財。直到去年發生股災前，這種心理沒有多少改變，人們的風險意識是很薄弱的。
馬國川：1999年您被聘請擔任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您也是第一位在中國證監會任職的非大陸人士。是什麼機緣讓您擔任這一職位呢？
梁定邦：是朱鎔基總理請我來的。我認識朱鎔基大概是在1992年3月份，那時他是主管金融的副總理，我是香港聯交所理事。為了內地企業香港上市的事情，我們聯交所的幾個人去見朱鎔基。我建議成立一個兩方的工作小組，研究具體方案，朱鎔基同意了。
馬國川：1985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成立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談判香港回歸的具體事務。你們這個小組在其中嗎？
梁定邦：我們獨立在它之外，直接跟中央政府談。香港聯交所主席李業廣和我與其他兩位理事（後期，香港證監會派史美倫參加）代表香港，劉鴻儒與體改委團隊（包括孫樹義，高西慶）代表中央。經濟按照經濟辦，政治按政治辦。「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當時雙方經常吵架，如果經濟問題混到政治裏面去，那一定會死掉的。
我們經常向朱鎔基彙報，所以他熟悉我。朱鎔基說，工作小組要保密，直到北京和香港兩地政府認可，才可以對外公布。因為兩地的法律概念很不一樣，有很大的爭議，後來慢慢調解了，距離慢慢縮小，最終順利完成任務。1993年6月，第一隻 H 股，青島啤酒，在香港上市。
馬國川：1998年春天，朱鎔基當選國務院總理，他還兼任國務院證券委員會主任。中國證監會受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指導、監督檢查和歸口管理。
梁定邦：1998年3月5日，正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那一天，我帶着各國的證監會主席去見朱鎔基——當時我是國際證監會組織的技術委員會主席。原來以為朱鎔基恐怕沒有時間，沒想到他還是見了。
那時我即將從香港證監會退任，我也開始學意大利文，因為意大利一所大學邀請我去做客席教授。見完客人，朱鎔基讓我留下來，問我能不能幫他忙，來當中國證監會的顧問，香港政府給你多少工資，這裏一樣的工資，甚至還可以增加。我說可以考慮，但是我不會收你工資的，我只收你一塊錢。他怔了一下，然後笑了。
後來，我先後卸任香港證監會主席和國際證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主席，1998年12月就到了北京。1999年1月份，我被正式任命為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
「證券法的缺陷也埋下了去年股災的禍根」
馬國川：作為首席顧問，您的主要工作是什麼？
梁定邦：我不是做實務的，當顧問，就是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我的建議一般都是政策性的，所以直接給朱總理，再給中國證監會抄送一份。朱總理一般批字讓證監會考慮我的報告。
時不時朱總理會叫我去報告一些具體的事，大概是兩三個月一趟。我跟他交流都是很隨便的，一個對一個，在他私人辦公室裏面。和他也會有具體問題的爭議，但他跟我還是比較客氣了。
馬國川：1998年底正在緊鑼密鼓地制訂《證券法》，這是對證券進行監管的基本大法，您參與了嗎？
梁定邦：《證券法》是1992年開始起草的，負責起草的厲以寧教授曾攜帶草案，到香港徵求意見，我提出過建議。我到中國證監會工作時，已經是證券法起草的最後階段。證監會主席周正慶把證券法草案交給我，我就提了很多意見，可是當時草案已移送全國人大常委審議，為期太晚了，所以我的提議沒有機會被接納。
馬國川：在您看來，證券法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呢？
梁定邦：有幾個重大問題。第一，證券的定義太窄。法律給證券的定義是「股票、公司債券和國務院依法認定的其他證券」，後來國務院沒有認定「其他證券」，所以證券就是公司的股票債券，至今如此。
所以，法律管轄的資本市場的範圍很狹窄。像基金就沒有包括進來，雖然後來又搞了部《證券投資基金法》，可是只限於證券基金，並且只管公募的證券基金。私募基金只要到協會注冊就可以，搞了很多，沒有注冊的還不知道有多少。而美國的證券法定義廣泛，延伸工具都放進來了，包括理財產品也在裏面。在香港，理財產品也歸入證券，有明確的發行、監管程序。
馬國川：從2005年開始，大陸的銀行爭相售賣各種理財產品，基本上沒有監管，只是後來銀監會發布一個監管文件。
梁定邦：銀監會主要是看銀行會不會出現風險，沒時間關注投資人的利益保護。全世界的銀行監管機構都是這樣。我就覺得，「證券」的定義太窄，導致證券市場有很多空缺和盲點，將來會出問題的。
證券法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證監會的調查權力很少，沒有執法權，最多只能是行政處罰。如果是證券公司，可以吊銷牌照。如果不是，頂多是罰點款，根本沒有什麼辦法。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馬國川：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怎樣的呢？
梁定邦：國際上絕對不是這樣的。監管機構去調查，如果對方不配合，就觸犯刑法。記得2005年證券法修訂後，監管機構仍然沒有執法權。有人問我的看法，我說，如果根本沒有辦法去執法，證券市場算什麼市場！
第三個問題，沒有民事賠償條款。監管機構很難有方法幫助和保護投資人，即使後來在民法、公司法裏有規定，但是訴訟費用昂貴，民事訴訟法又不允許集體訴訟。香港特別行政區、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監管機構，都有權力到法院去為投資人訴訟。例如香港法律規定，如果有證據證明在證券交易有違背法律法規的情況，包括公司大股東欺壓小股東、大股東沒有執行義務等，證監會可以到法院去，申請法院責令證券交易還原或賠償受損方。可是中國沒有這種法律規定，小股東或受損人只能自費到法院提起訴訟。
馬國川：您提出的三大問題，立法機構有沒有實質性的回應？
梁定邦：沒有，這麼多年也沒有多大改進。後來大陸證券市場有這麼多大的問題，和證券法的缺陷有很大關係。換句話說，證券法的缺陷也埋下了去年股災的禍根。
「中國內地證券業存在三大問題」
梁定邦：在擔任首席顧問期間我還發現，中國內地證券業存在三大問題：
第一，證券公司的監管薄弱。證券公司管理混亂，工作人員本身的操守缺乏規範，挪用客戶的錢。證監會花了最大力氣完善證券公司的監管。現在這個問題解決的還不錯，當然還比不上國際上最佳標準的，特別，開戶的權益審查程序不全，故此，證券市場上有不少《人頭戶》，即戶頭被別人操縱的，換句話說，一人可操縱多個別人的戶頭。
第二，上市公司的監管薄弱。上市公司監管需要基礎性的東西，例如，什麼是5%股份的權益人？證券法裏只有5%股份持有人持有和變動的定義與公告要求。但是法律僅有這麼幾條是不夠用的。因為上，市公司股東可以利用延伸工具改動權利，也可以質押股票，這樣權益改變了，卻不用公告！恰恰這個空白很容易出問題。當年我發現了這個問題，遺憾證券法沒有說清楚。
（請按下一頁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