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衝突與香港法治困局

法治是香港安定繁榮的支柱，近年動亂，掀起對法治危機的關注。不少人對中華律法。存在偏見和誤解。本文從歷史文化與倫理道德，比較中西法理緣由與特色，同時涉及國家與人權、刑法與宗教等範疇，並指出香港法治的危機與解困之道。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亂禮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鬥，困乏我多情。（註1）

偏見與誤解

1949年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與唐君毅先生等以「誠明」為校訓，在風雨飄搖中的香港，歷盡艱辛創建新亞書院，致志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莊嚴的校歌，點出人應以尊貴的心靈與廣闊的胸襟，面對一切困厄和挑戰。當年的港人，在戰亂中掙扎求存，相濡以沫，孕育了「獅子山下精神」。艱苦奮鬥，自強不息，造就了「東方之珠」的經濟奇跡。在殖民統治與教育薰陶下，年輕一代的香港人日漸西化，與中華文化疏離，甚至跡近無知。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深受西方教育的學者專家與各界高層人士。一葉知秋，20世紀60年代，錢穆先生沉痛地指出：「香港缺乏文化教育，只會培養出能講英語、自私自利、不擇手段、只求生存與功利的人才。」並建議：「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並有真實的改進，必先使其對歷史有深切的認識和了解。」（註2）

每一代人對生命，有不同的體悟，好惡與價值觀亦隨之相異。凡事物極必反，盛極而衰。大半個世紀匆匆流逝，「獅子山下精神」早已成為歷史，重英輕中的氣氛亦已成為過去。正藉中國崛起、中港融合之際，面對日趨複雜而微妙的國內外形勢，國學，包括中華文化、歷史和哲學，顯得日益重要，港人必須與時並進，自強不息，才能保住這數十年努力的成果，不被淘汰。因為教養的局限、對國學的疏離與無知，在中西文化衝突與國際形勢急速變動的浪潮中，港人的價值觀與思維出現混淆，因而形成嚴重的偏見和誤解。近年出現歪風和亂象的因由，不少源於中西文化的矛盾和衝突。

法治是香港安定繁榮的支柱，不少人誤以為只有西方的法治，才是至高無上的制度。談到中國的法治，常評為「貪污舞弊、專制霸權」、甚至有認為「東方社會常把法律或法治，掛靠到巫術神權教權皇權上，神聖化、道德化……把法律組織化、群眾化、工具化和機械化……無法無天」，相對地，「資本主義社會（香港百多年）的法治，其精神一般而言在於體制完整，客觀平等標準，公正維持秩序，約束官民嚴格恪守，不徇私枉法，官民互信。」（註3）若真如是，文化如此低劣，中華民族早已滅亡，如何能孕育出漢唐等盛世？對於這些謬論，錢穆先生早已有詳盡的分析。（註4）鑑古而知今，且讓我們跟隨先哲的足跡，以中西文化與歷史的角度，來探索一下中西法律的異同，從而剖析現今香港法治的困局，糾正人們的一些偏見與誤解。

倫理與道德

懷有偏見之士，常批評中華文化的「倫理道德」封建而落後，卻不明其深意。「倫理」是一個社群在日常相處中，為維護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秩序而建立，並逐漸形成的行為規範；「道德」則是指該社群對成員衡量行為正當與否的觀念標準。不論中外，每個社群都有其獨特的發展進程，有它內部公認或約定俗成的規範，是行為的基石。倫理道德及價值觀一旦模糊不清，矛盾叢生，無法協調，就會出現亂象。因此，倫理道德是每一個社群維持安定和諧必需的基礎，它是教化人心、用以衡量是非對錯的「公道」。百年來，香港被殖民統治，中西文化薈萃，短視而功利，因此歷來重西輕中、重術輕道，強調個人主義、自由與人權，忽視倫理道德與文化教育。有媒體報道云：「今日的年青人胡作非為、任性滋事，皆源於『佔中』動亂，釋放了人性的黑暗面，法治未昭彰，法律界歪曲法理，愚昧荼毒年青人的心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經歷半世紀的經濟騰飛，物極而必反，今天的亂象，非一日之寒。

道德觀與法律

法律是文化的現象和產物，同時反映出該民族的心理狀態。中西文化的歷史進程與道德觀皆異，是以對法律的觀念自有不同。西方文化的道德觀始於古希臘哲學，由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至亞里士多德，一脈相承。他們認為人類的道德生於行為，實行而成習慣；並不認為人性會自發向上，認為一切諸善，皆由外間規律影響而成，因此非常重視立法。司法、法律所規定的行為，皆本於道德，因而成為社會的規範，能令人實行一切美德，禁止罪惡。加上基督教教義認為人有原罪，不覺得人性本善，因此捨棄人的感情而就理性，重智而輕情，把公平看成是至德，合法即是公平。守法者為公平，破壞法律是為不公。國家超乎於個人之上，而法律則由國家所立，是公平的化身與保護者，教人克盡公民之責，因此西方社會極為重視守法精神。

相對地，中國儒家主張性善，道德皆由內心而發，本於天賦的內心訴求。認為法律只是用來防止過錯與非為，而人性的美德，是由內心充沛自發，並非由於遵守法律而產生，法律只是用以補道德之不足。儒家認為人「性本善」，因此偏重「真情」，例如「仁孝」。而人類的道德意義，遠在國家之上。相對而言，國家是人為的、短暫的，天道是永恆的、至大的。因此孔子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註5）《易道》更強調天地萬物，皆源於陰陽交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人性兼含善惡，因此教育與管治之道，皆重抑惡揚善。荀子身處戰國亂世，認為人的情欲乃是人的生理素質，人性本無善惡之分，它只是就人的本然情欲，在群體社會中所造成的暴亂而言。韓非子則更進一步，肯定人性本身的「自為心」，整日地為其私利而忙、為其利害而計較，故認為人性本惡。老子更早已強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華文化主張兼容並蓄，審時度勢，因時制宜，以經權管治。經是常道，權即變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中華文化做人做事，講求合情合理合法，注重培育倫理道德成為人的內在法則，以修身為本。法律，只是外在的、用以扶正個人行為與社會風氣的輔助工具而已。倫理道德修為，是成敗的關鍵，處上位者尤為重要，因為賢者能教化天下、惠澤萬民，不賢者則反之。今天許多香港人，只顧談法治，而忽視情理與倫理道德教化，本末倒置，禍患自然隨之。這正是一些人迷信法治，認為它是唯一決定是非對錯的準則的最大謬誤。

權利與刑法

西方文化對公平的涵義，歸根結柢，是為個人的權利。而其法律上公平觀念的進展，皆以權利爭衡為重。從古希臘狹義的市邦，到羅馬法的權利進程，皆着重於狹義的「公民觀念」。市民與非市民（外國人）往往享有不同的待遇，不談道德元素。法律成為城邦安定的基石，因為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相互依存，一旦出現紛爭，亦無需訴諸武力。因此，新法律的建立，同時意味着社會上某些勢位權力的變動，牽連甚廣，必慎為之。

相對中國人的法律，多指「刑法」，偏重於道德，法用以懲罰罪惡，不在保障權利。老子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古來立法，主治盜賊，偏重禦姦禁暴。單拿公元前400多年的羅馬《十二銅表法》，跟同期的法家李悝《法經》的內容比較一下，就很清楚看到中西律法所側重不同之處。前者關注的是：傳喚、審判、求償、父權、繼承、監護、所有權、房屋土地、私法、公法、宗教法、追補等。主要是跟訴訟、人權及物權有關。而《法經》則是盜法、賊法、捕法、雜法、具法等。單從律名，已能看出端倪。

今天的香港法律，沿用港英時代的英國《普通法》，經多年實踐和積累，對人權及物權尤為清晰。進入廿一世紀，科技與國際形勢促使社會劇變，若社會的運作過分依賴現存法制，必然陷於守舊。任何法典皆奠基於過去的經驗，容易趨於凝固和僵化。當遇到新難題時，因為缺乏條文指引，官員往往束手無策，議而不決，形成紛爭迭起。香港許多過時的法例，早已窒礙了社會的發展，加上紊亂而低效的立法會，使香港的社會問題雪上加霜。這現象亦普遍出現在歷史悠久的公營機構及非牟利團體。商界的情況不同，因為競爭激烈，市場千變萬化，必須不斷創新，方能適者生存。

註1，節錄自《新亞書院校歌》。

註2，《錢賓四全集》，經緯出版社。

註3，洪清田：〈法治内生「被凌駕、防錯與糾錯」機制的中西之別〉，《明報》， 2017年9月5日。

註4，錢穆：《政學私言》，商務印書館，1945。

註5，《論語・為政》。

中西文化衝突與香港法治困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