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兩文雙語學習前傳（下篇）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

在廣州東印度公司早期跟隨馬禮遜學習中文的21個學生中，表現最優秀相信是香港人熟悉的第二任香港總督戴維斯（又稱德庇時 John Francis Davis），他於1813年十八歲時便到達廣州，花了兩年時間學習中文，便掌握深奧的漢古文，並被委任為東印度公司在華大寫（即翻譯員），從1815年開始，翻譯多部中國戲劇和悲情小說：如《三與樓》、《鳥聲喧》、《賢文書》、《漢宮愁》、《漢文詩解》和《好逑傳》等。2005年，在倫敦發現戴維斯1815年於澳門編撰自用的中英《字典》手寫本，內容包含約5,000中文字，中文單字以英語拼音排列，註以英文和少部分拉丁文解釋，內容與馬禮遜的《字典》沒有關連。可見戴維斯除跟馬禮遜學習中文外，主要也是他自學的成果。他任港督時，創辦皇家亞洲學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戴維斯一生在漢學的成就，比他任港督時的政績更為出色。

第二任香港總督戴維斯在廣州東印度公司任職時曾跟隨馬禮遜學習中文，因時勢和各種原因，他曾是香港歷史上不受歡迎的港督，但他亦是著名的漢學家，首位英譯中國戲曲和悲情小說。此圖為2005年在倫敦發現他於澳門輯錄自用的中英字典，首頁有他私人書簽和簽名，書目是《字典》Dictionary, of the most useful wor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共5,000字（Macao，1815）。

戴維斯的私用手寫《字典》共收錄約5,000漢字，以英語拼音排列，附英文和拉丁文註釋，和馬禮遜的《字典》沒有相同出處，可見戴維斯的中文學習以自學為本，三年已學有所成，能翻譯深奧的中國戲曲和悲情小說。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商業專利於1834年撤銷後，中英在文化商業上接觸有增無減。馬禮遜在華的成功故事，吸引不少基督教會紛紛抵達中國。除羅馬天主教外，其後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幾乎全部精通英語或來自英語系國家，他們採取入鄉隨俗方法，除改了應有的中文名字外，部分人也跟隨梁亞發使用的別號如「學善居士」，紛紛改了很文雅的中文稱號；如米憐（William Milne）自稱「博愛者」、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尚德者」、高鯉（David Collie）的「種德者」、吉德（Samuel Kidd）的「修德者」、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的「愛漢者」、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樂善者」、帝禮士（Ira Tracy）的「仁愛者」、粦為仁（William Dean）的「為仁者」、他的太太亦跟隨自稱「為仁之女」、John Ince自稱「後學者」、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叫「花旗叔士人」、羅考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以「孝」字為號，可見十九世紀早期，在華傳教士已全情投入漢學中。

十九世紀漢學家水平三層次

可是十九世紀漢學家和傅教士的中文水準並不一致，若能用中文書寫著作，屬較高水平，再高一階層是表現於能否編著學習中文工具書籍，如字典、辭典或語文文法。最高層次是能夠編寫教導華人學習英文的課本，原因是除了熟悉中文和語文運用外，亦須要深入了解華人學習模式，和如何入手教導中國人學習英文，其中表表者，仍以馬禮遜為代表人物。他應是第一個洋人為培訓華人學生學習英文，特別編寫課程專書；於1823年編寫為英華書院華人學生使用的《英國文語凡例傳》（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可惜英華書院辦學不善，收生不足，1843年從嗎六呷遷到香港，在香港辦學首十年也只有140名學生，能用上這本著作的中國學生為數甚少。相對上，外商學習中文需求甚高，設於澳門的東印度公司印書館（ The Honourable Company’s Press）於1824年編輯了一部專為外商學習中文的《廣澳商用漢語字句範例》（A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 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 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Hong Merchants, etc., etc.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

十九世紀中葉前，基督教傳教士仍以編刊學習中文著作為主流，繼馬禮遜後，與學習英語有關的字辭書籍應是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於1844年澳門香山刊印的《英華韻府歷階》（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衛三畏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亦是十九世紀中晚期在中英語文學習上重要人物之一，他編著的《中英字典》（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en Y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包含中國四種最通用的方言註音；北京話、上海話、廣東話和福建話，他的漢字拉丁拼音廣泛被外國人採用。不少中國地名和人名的英文音譯也是參考他的字典。

首部為華人學生編著學習英文的《英國文語凡例傳》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是馬禮遜為創辦於1818年的嗎六呷英華書院華人學生學習英文特別編寫，可惜該書院收生不足，辦學亦困難重重，搬遷香港後，也是面臨結束的命運。

於1823年在澳門負責印製《英國文語凡例傳》的東印度公司印刷所，由印工湯姆斯 Peter P. Thoms於1814年從英國來華設立，是當年在中國唯一擁有中文活字印刷商，中文金屬活字製作費用昂貴，印刷所由東印度公司資助運作，直到1834年隨東印度公司在華專利撤銷時結業，共印製了20種書籍。依記錄推算，《英國文語凡例傳》只印了100部，全部流到嗎六呷和英國，香港大學馬禮遜特藏部也缺此藏書。圖示課文內頁，馬禮遜可能受《三字經》的影響，學習英語也採用英語字頭入手，分段教授英語字彙，屬最早華人學習英文的著作。

華人開始學習英語

隨着1850年末華人買辦階層浮現，不少成功買辦多是受英人教育，均能掌握流利英語，除商業上的成就外，亦發現他們曾著錄學習英語的書籍。1855年，在［香港］英人書院學成的子卿（未見真名，仍有待研探）編著《華英通語》，以日用應酬事款分門別類，列着常用英文字彙，旁註漢字標音，方便不懂英語的華人學習。1860年，該辭典給日本著名學者福澤諭吉（ Fukuzawa Yukichi）於美國三藩市發現，並加上日語編譯，重訂為《增訂華英通語》（“Kaei Tsūgo” ）在日本京都刊印，此辭典在日本明治維新前，是重要英漢日語參考辭典。在廣州，著名怡和買辦商人唐廷樞（又名唐景星）於1862年亦出版了六卷《英語集全》（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ructor）。他結業於香港馬禮遜學校（Morrison School），曾於香港政府和上海海關任英文翻譯員職位，精通英語，於1863年出任怡和買辦前輯著此書。亦繼三藩市發現子卿著作後，奠定學習英語中文標音方法，此方法一直沿用和附錄於每年編製的《通勝》內頁。

《華英通語》是以日用應酬事款分門別類，羅列英文用辭，旁註漢字標音，方便不懂英語的華人學習。福澤諭吉於1860年增訂加上日語拼音和註釋，成為日本早期的英漢日辭典。

怡和買辦唐廷樞於1862年出版了六卷《英語集全》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ructor。他也是採用中文標音方法教習英語讀音，加上地道廣東話口語註釋，出版後廣受華商歡迎，更是不少西人學習廣東話的參考書，這種中文標音法學習英文，一直附錄於每年編刊的《通勝》內頁，可見這種方式學習英語在當年是廣泛流通和影響深遠。

從馬禮遜到唐廷樞在中英語文上的貢獻，可以看到半個世紀中英兩文雙語學習上的變化。由基督教傳教士為翻譯中文《聖經》和在華傳道學習中文開始，並著書立說，目的為來華傳教士和外國人提供學習中文工具專書。此外，基督教會創辦學校，教育華人英語和授以基督真理，希望培訓本地華人承傳宣道之職。經歷半個世紀努力，曾接受英人教育的華人，亦於十九世紀中期加入編著華人學習英語書籍，其影響力不限於中國本土，更遠及日本和美國，對日後中英兩文雙語學習發展，殿下歷史重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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