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結怨的來龍去脈

 

呂思勉教人讀史，先由社會科學入手，有了門徑，才能讀史，首先由讀近人所著的書（如錢穆《國史大綱》）。除本國史，還要讀外國史，因為現代史是世界史，任何一個國家的事實，不能撇開他國而說明（如中國、日本近日發生的事，可回看1千年前）。要用他國之事，說明本國的事，則對他國之事不可不知，因為人類社會的狀態，乃由環境不同，事實雖異，但原理則一。最怕是「視自己社會的國俗制度為天經地義」，以為只有如此，至少以為如此最好，（如美國過去幾十年的做法）。只有廣知世界各國歷史，才能打破成見，況且各國歷史，還可互相比較，最為有效。

 

正如中國努力提倡「和平、合作、發展、共贏」的理念，日本總是「不安、不信」，反而「擴軍、遏制、不友善、心虛」，何以故此呢？中國是大陸國家，日本是海洋國家，本應相安無事，但《國史大綱》有一段金國攻日本的記載。公元1019年，是宋真宗和遼聖宗在位之時，「女真曾以巨艦50艘由圖們江口泛海南航」；一船可載船夫和戰士多及100人。「越高麗東岸，抵日本對馬島、壹岐島，並攻入福岡灣，擄殺甚大」。

 

事見日本記載，並類此者不只一次。女真即宋遼時代生活於長白山、黑龍江、松花江一帶的金人，和渤海同族。據日史記載，渤海盛時，與日本交通見紀錄者不下50次，渤海亡國不久，「女真崛起，遂變和平之商路，為征伐之航程，及其海上之活躍，乃轉為陸地之侵擾。」所以日本和來自中國大陸的金人有仇口，已有千年，其實金國和渤海國的後人就是建立大清皇朝的滿州民族，千年後，五族共和，日本人才不管對方是漢滿蒙回藏，反正蒙古人主政的元朝，亦曾派兵攻東瀛，只被日本「神風」所阻，無功而退，大陸是威脅，是深入民間的。到明朝，中國有倭寇之災，雖非日本正規軍，但威脅來自東洋，也是深入民間的。

 

日本精英在過去千年，除了精研儒學，對中國歷史也是嫻熟於心，正如呂思勉所言：「中國民族，近一千年來的創痛，都失敗在武力不足上。」自北宋開國，北方就有契丹人建立的大遼，立國219年，遼亡，建西遼，再延88年共307年，比北宋國祚167年要長。但金國起兵抗遼，兵不滿萬，諺云「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制。」自金起兵至滅遼前後不出12年，由滅遼至滅宋，不出2年，北宋末年，有80萬禁軍，金國只有兵6萬，北宋卻不堪一擊。

 

日本人是了然於心的，金人以兵力之少，滅遼之速，已大出意外。北宋不堪一擊，更是意外中的意外，但「要吞併偌大一個國家，須得慢慢消化」，但仇口結得大，第二次南下，盡擄徽欽二宗，外帶三千人北歸。南宋高宗，才有機會立國，但南宋是屈辱的，雖有岳飛，但不敵秦檜，大宋皇帝要「奉表稱臣」，當古代的「小弟弟」，這是有名的《紹興和議》，除了稱臣，還要割地輸銀絹各25萬兩。日本人見有此先例，乃有甲午之戰，《馬關條約》割台灣，輸銀二億兩，還好是「一次過」。秦檜最大的罪過是，「遂令人竟認對外主和為正義公論所不容」。明朝崇禎皇帝「以不敢與滿州言和誤國」，秦檜不只是南宋罪人，亦明朝罪人，延綿千年也！這正是錢穆的結論，言戰言和要看環境，能屈能伸方是好漢。

 

 

蒙古民族入主中國，錢穆是這樣說的：「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蒙古入主對中國正如暴風雨之來臨，蒙古驕兵，震撼歐亞兩洲。但自成吉思汗即位，至忽必烈滅宋，經過五位大汗，共74年，如無劉整、呂文煥之降，南宋尚不至速滅，可見漢奸之用途。滿洲民族滅大明，亦是重用洪承疇和三藩，日本精英讀中國史至此，當然明白日後進攻中國要如何做，看20世紀日軍侵華，準備功夫之充足，可謂深謀遠慮了。

 

不過讀史要讀全套，以蒙古兵兵力之強，單是打襄陽就花了六年，圍樊城亦四年，到追宋帝昺到香港附近，又花了六年，要三年滅中國，日本人亦大言不慚也。蒙古人留下教訓是既看不起漢人南人，亦不能任用，只用了其中壞劣分子，沒有所謂政治事業，只知防制反動和徵歛賦稅。最後雖有「震鑠亞歐兩洲的武力，終於在漢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讓出他們的統治。」只統治中國90年而已。天下之重，在財力、文化、不單在軍力也！

 

談到中國有漢人南人之分，始於金朝。金人以先取遼地為漢人，繼取北宋河南，山東為南人。金世宗評語是：「南人獷直敢為，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只因「其人久陷異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漸墮也。」到了元朝，漢人定義是「黃河流域之中國人，原受金人統治的。」南人是「長江流域以南的中國人，為南宋所統治者」。漢人那時是三等人，而南人則是四等人了，到了明朝，全是漢人，已無漢人南人之分了。

 

但《國史大綱》說：「清人所以得吞南明，其最重要原因，厥為漢奸之助。」滿族祖先的大金，得汴京而不能有江南，因為未有漢奸。張邦昌、劉豫為漢奸，所以無成，因其本無軍隊，三藩如吳三桂的部下，是明朝邊兵精銳所聚，而南明桂王的軍隊，則是左良玉、李自成、張獻忠的遺餘之兵，不能打也。但平三藩，仍是漢人，奈何！對漢奸「刻意利用」，是大清得國之秘訣，所以中國人仍有南北之分。

 

錢穆分析，北方一部分士大夫和清朝政權妥協，「這在他們是承認一個異族的君主，而交換到傳統政體之存在與參政權之繼續。」但南方是反抗而失敗的，所以反清心理一直存在到清亡。同時明末遺民，並未令人失望，本來明末社會「風氣墮落」，學者「空虛欺詐」，名士「放誕風流」，但經亡國之禍，態度激變。「刻苦、堅貞、強毅、篤實、博綜」成為明朝遺老「治學為人」的共有風格，民族元氣得以保存，這批遺老如黃宗羲、顧亭林、王船山，全都是「少歷艱苦，晚臻耋壽，有體有用，人生圓滿」，和清初漢奸的晚景，不可同日而語。

 

但氣節只在有志氣的士人身上，到鴉片戰爭，林則徐虎門銷煙，戰爭一起「前後各役，無不有漢奸為外人效力」，「國民性喪失至此，能不懼乎」。呂思勉指出：「南方開關晚，或以處左遷貶謫之人，或則用孤立無援之士」，他們「志氣頽唐，能奮發有為者少，甚或不矜惜名節。」當上漢奸，也就不奇了。在宋明以來，儒者的氣節和剛正之氣，一直保存，而另一方面，漢奸亦層出不窮，這個陰陽二氣同時出現，正好反影世道之無常。

 

 

 

日本明治精英由尊王攘夷，一變而為變法維新，全盤學習西方，而不是盲目抗拒西方，躲過一大劫，但亦從此採納了兩方文化中的帝國掠奪，要先取中國，再霸亞洲，但最後和西方利益沖突。乃有先勝後敗甚至一敗塗地的險境，而日本精英從中國被外力掠奪的歷史中，學會了先取「遼地」（中國的東北），而東北在清代，正是「龍興之地」禁止漢人移民，所以東北變成「非實際佔有」，這是滿族人的私心，而東北開闢要等到光緖23年（1897年），中日甲午之戰後3年，沙俄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密約」，中俄合辦中東鐵路，西起滿洲里，經哈爾濱，東至綏芬河，南抵大連灣，1903年完工，自始才有大量東北移民。

 

1904年，日俄戰爭，戰後長春至大連的南段為日本所佔，民國之後，更有日本滿鐵會社，據日本滿鐵的統計，1924年移民40萬，1925年移民50萬，1926年移民60萬，1927年移民100萬，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才銳減。

 

這段時間，中國內地災荒，戰亂不止，既有鐵路四通八達，乃移民大盛，所以呂思勉說在上世紀的頭50年，「國內災荒和戰爭，外國的掠奪和剝削可謂極人世界的悲慘」。卻因此造成了中華民族等於東北的確實佔領，這亦不幸中的萬幸，否則日本侵華，亦可主張東北乃「無主之地」，亦來分一杯羹也！日本侵華，始於1904年的日俄在東北諸省之戰，距1868年的日本明治維新才36年，所以「明治維新成功，中國有禍」，這距清亡只有7年，大清亦無力抗議。

 

到了民國，據《國史大綱》所載，民國四年（1915年）「五九」對日屈服（袁世凱的21條），民國20年（1931年）「九一八」瀋陽事變，東三省被佔，民國26年（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中國才開始全國一致對日八年抗戰，已拖了33年，誰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