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很快找到了發財致富的有效手段——引入市場機制。在很短的時間裏，市場機制為中國社會創造了巨量財富。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貧窮國家（或者「貧窮社會主義」），躍升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即使就人均國民所得而言，也從當時人均不到300美元提升到今天的近9000美元，大部分人口擁有包括住房那樣的資產。這樣的成就在世界經濟史上罕見，因此被稱為世界經濟奇跡。
不過，從總體社會結構上看，中國的中產階層還很小，社會底部仍然巨大，也就是說，中國還沒有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即學術界所說的「中產社會」。更重要的是，中國還沒有建立一個需要大量財富支撐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也是近年來人們爭論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亞洲那些成功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即早先的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在經濟起飛的30多年時間裏，不僅實現了經濟奇跡，從貧窮經濟體提升為發達經濟體（即高收入經濟體），還實現了社會奇跡，即培養了佔這些經濟體70%的龐大中產階層。相比之下，儘管中國的改革開放將近40年，取得了同樣的經濟奇跡，但社會奇跡並沒有出現。
中產社會沒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國家的收入分配機制出了問題，即財富集中在絕少數人手中。因為中國社會人口巨大，這部分「絕少數人」的絕對數量也不少。不難理解，從海外看中國，中國儼然已是一個富裕社會。
這種印象當然是虛假的，因為中國社會收入差異巨大。日本和「四小龍」的社會奇跡，是由這些經濟體的有效收入分配機制所造就的，即這些經濟體都實現了公平的經濟增長，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沒有出現巨大的收入差異。（不過，1990年代以來，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這些經濟體也開始出現很大的收入分配差異。）
中國仍有大規模貧窮人口
直到今天，中國社會大部分還是處於低收入甚至貧窮狀態。近年來進行的「精準扶貧」運動很好說明了這一點。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曾經使數億人脫離了貧窮，但今天仍有很大規模的貧窮人口；除了原來沒有脫貧的人口之外，新的貧窮人口也在出現。
在任何社會，中產階層是財富的「載體」。中產階層沒有壯大，表明財富沒有積累起來而流失了。國家財富去了哪裏呢？實際上，研究中國財富的去向（或者流向），甚至比研究財富的獲得更為重要。創造財富固然重要，但保護財富更為重要。如果沒有有效的財富保護機制，所創造的財富就會流失。中國的財富流向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考量。
第一，財富向海外流出。財富流向海外的現象已經持續了很多年，至今沒有減緩的跡象。在政府控制外匯的時候收斂一下，一旦控制放松就會恢復常態。無論是對外投資、購置不動產，還是存入外國銀行或其他形態，歸根究底，財富離開中國而長駐海外。
第二，財富到處流轉和折騰。財富在海內外倒來倒去，換一個名稱，內資變外資。很多中國企業一旦做大了，就到海外注冊成為海外企業，但實際上海外也沒有多少賺錢的機會，就再到中國投資賺錢。這種身份轉換儘管可能並沒有轉換主人，但財富已經不屬於中國。
第三，財富的浪費。財富的浪費是驚人的。很多企業因為種種原因到海外投資，但海外並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資環境，造成損失，甚至是完全的失敗。這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其中，國企在海外的虧損尤其引人注目。國企「走出去」有其必要性，但往往低估了當地社會的政治經濟風險，甚至光考慮政治需要，而忽視了經濟要素。
國企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委內瑞拉、斯里蘭卡、緬甸等國的大額投資，往往因為政治或經濟形勢的變化而嚴重虧損。在「一帶一路」推動下，國企更是獲得了走向國際的巨大「動力」，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風險，財富浪費會是驚人的。
國內的國企也一直在消耗着大量的國家財富。很多國企尤其是地方國企，儘管有大量的虧損，但沒有倒閉。無論用財政還是金融方法來彌補虧損，都是在消耗財富，因為政府的錢不管用什麼方式獲取，最終還是來自老百姓。
第四，各種類型的腐敗。正如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運動所揭示的，中國腐敗的深度、廣度和額度都是史無前例的。腐敗不僅干擾正常的經濟生活，影響財富的創造，更造成財富的巨大浪費。就官員來說，因腐敗而得來的「財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費，也不敢存入銀行，往往是東藏西藏。
財富需有效的法治保障
如何理解中國的財富行為呢？這裏的因素也很多，但如下幾個方面是可以考量的。
第一，沒有有效的法治保障，財富缺少安全感。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建設法制和法治方面努力不少，但建立和建設一個完善的法治體系需要很長的時間。再者，即使執政黨在理論上一直強調法治，但落實到具體執行時，很多黨政官員缺乏法治觀念，對財富（財富的擁有者）「亂作為」。
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意識形態導向出現問題，一些「極左」思潮泛濫，使得財富更感不安全。無論是投資者還是上層中產，只要有機會，就拼命往海外跑。李嘉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且像李嘉誠那樣的商人絕非少數。
第二，缺少社會公平。「極左」思潮泛濫是有其經濟根源的，那就是社會公平的缺失，例如收入差距過大，社會過於分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引入的可以說是原始市場機制，需要政府確立的社會保護機制不足，甚至沒有到位。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創造的大量財富流向絕少數人，而大部分人沒有獲得應當得到的財富，少部分人甚至成為犧牲品。
儘管這種情況並非中國所獨有，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但中國「左派」思潮淵源深厚，加上貧窮人口過大，部分人仇富心理很濃，資本和財富對「均貧富」和「劫富濟貧」的傳統實踐產生恐懼心理。
從1980年代到現在，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扶貧運動，也不能說不重視社會政策建設，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不公平的情況。只要這種情況繼續，社會的激進思想就不會停止。而激進思潮的存在對財富是一種威脅，世界各國都是如此。
第三，公權力沒有限制或不作為。法治不健全就決定了公權力沒有限制。在公權力面前，更多的財富也無濟於事。儘管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總體上「親商」，但這種「親商」往往以腐敗為前提，即官員和商人的關係表現為「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拿了你的，就得為你辦事」。
官員對商人往往是一種掠奪關係，前者經常直接向後者要錢。在很多地方，政商關係一直沒有走出傳統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惡性循環，領導人一變動會導致一大批商人的「死亡」。除了權力對財富的掠奪，公權力的不作為也影響財富的創造和安全。
在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財富需要尋求政治權力的保護，但一旦掌權者失去提供保護的動機，財富很快就會感到不安全。例如在反腐敗的高壓下，一些官員的態度變成「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拿你的，為什麼要為你做事」。再者，反腐敗運動以來，幾乎每一個腐敗官員都可以牽出一大批商人，商人感到不安全，就連帶其財富出走國外。
第四，沒有有效的監管。這也是政府失責的結果。至少有兩個結果：第一，沒有有效的監管，市場經濟盛行「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金融業和互聯網企業大肆收購實體企業，導致金融、互聯網、房地產業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失衡。也就是說，實體經濟所創造的財富被不當收購。第二，政府為了鼓勵發展新興產業，往往簡單地通過不監管的辦法任其發展。這種無政府狀態下的發展最終必然出現大問題。一旦出了大問題，政府又簡單地采用粗暴的方法，用行政力量關停企業、「抓人」等辦法來整治它們，造成財富的大浪費。
第五，財富本身失去方向。資本的本質是自我積累和擴張。在中國，這種簡單的積累和擴張並不可行。企業長大到一定程度，必然產生不正當的政商關係，因為政府不放心企業財富的「政治化」，企業需要政府的支持進行再擴張。
在西方，企業可以向慈善發展。中國的慈善文化還沒有發展起來。慈善的不發達不僅僅是企業家層面的問題，更是政府層面的問題，例如有關慈善的稅收體制不完善。實際上，即使財富進入了慈善領域，政府也有很多理由不放心。
多管道留住財富
如何留住財富呢？明白了上述財富流失的根源，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加緊建設法制與法治。這是根本，因為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法治經濟。市場與法治的關係人們已經討論很多，似乎不用多說了。
第二，追求公正社會。不僅要加緊社會政策建設，而且要盡快推行房地產稅、遺產稅等有利於社會公平的政策。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即不安全，法治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障。
第三，建立新型政商關係。原來腐敗的政商關係不可行，現在已經提出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係。如何把這個目標落實到制度層面呢？
第四，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政府放任企業在無政府狀態中發展並不是「親商」，因為最終當企業出現了問題，有關部門必將粗暴地對待，甚至加害於企業。財富的創造和積累有待有效的監管。
第五，通過實行「基金制度」等方法來解決「富不過三代」的問題。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實現財富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讓專業人員管理財富，避免財富處於純「消費」狀態。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積累很豐富的經驗，不難引入。
一個窮人佔多數的社會永遠是不穩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恆產者有恆心」。「恆產者」即中產者。無論是窮人的減少，還是中產階層的壯大，都關乎財富。沒有有效的財富保護機制和沒有有效的財富創造機制，一樣很難保證國家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更不用說進入高收入社會了。在找到創造財富的機制後，人們更須找到有效的財富保護機制。實際上，只要同時擁有兩者，一個國家的經濟才可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