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間投資低迷的期間，需要由政府來出面進行公共投資，保持最起碼的經濟和社會穩定。」日本經濟學家津上俊哉說：「可是如果政府投資做太多，就可能把長期的經濟前景吃掉了。」
津上俊哉曾是著名經濟學家青木昌彥創辦的經濟產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現在是一位獨立經濟學家。他長期在日本通商產業省工作，對日本經濟運作情況非常了解。後來調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經濟參贊，又對中國經濟問題有深入的觀察和研究。
近日，在東京日本央行附近的一幢小樓，津上俊哉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津上俊哉回顧了過去30年日本經濟走過的道路，「日本的一個教訓就是，對不良債權絕不能假裝處理好了。在沒有真正解決不良債權之前，經濟是不可能真正好轉的。」
津上俊哉說，「30年以來日本經濟走過的道路，中國需要汲取的教訓很多。中國經濟不要追着日本走，不要重複日本走過的路。」
「廣場協議」不是日本經濟問題的根源
馬國川：中國很關注日本的經濟狀況。我們注意到，前不久剛結束的參議院大選，最近日本自民黨發表的政治公約，安倍經濟學都被放在醒目位置。那麼，安倍經濟學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津上俊哉：安倍經濟學主要有三箭頭：第一是寬鬆金融政策，日本銀行購入大量國債來推動超量化貨幣政策；第二是大規模擴大政府的公共投資。這兩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只有這兩支箭不能真正解決日本面對的問題，關鍵是第三支箭，提高全要素增長率。為此是否能推動供給側改革，這是以後的安倍經濟學的關鍵。如果不能提高全要素增長率，前面的寬鬆金融政策和政府公共投資的效果也會馬上消滅了。
馬國川：供給側改革也是中國現在的熱詞。
津上俊哉：供給側改革（Supply reform）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來了。在日本，小泉時代也做了，重點是放寬政府的審批和限制。
馬國川：安倍執政這幾年，日本的全要素增長率有提高嗎？
津上俊哉：這還有待觀察。前面兩支箭的效果使得以前帶來通縮的供需缺口縮小了，但現在又有另外個局面，就是哪裏生意火爆，哪裏就遇到「用工荒」。
由於日本勞動人口已處於負成長階段，重新檢測潛在成長率的話，最多只有0.5%。雖然安倍政權的目標是實現1.5%到2%的經濟增長，但現有經濟學者認為大幅超過潛在成長率的經濟成長不太可能。所以，除非推動第三支箭，來增強供給側結構，安倍經濟學很難實現經濟成長。
有一個辦法，就是放開移民政策來相抵勞動人口的減少。財界首腦層和經濟學者們裏有不少人私下支持這一政策，但是老百姓的反對聲音很大，說日本是單一民族，不宜接受移民。
中國目前面臨的農民工問題也可以說是國內移民問題，它和日本的問題有所不同，但與大城市的居民不願意接受新移民的心態也有相近的地方。
馬國川：日本經濟增長乏力，和20世紀80年代形成鮮明對比，是走到今天的呢？
津上俊哉：是的，80年代是日本經濟最活躍的一段時期。那時歐美國家經濟都不行，日本經濟表現非常強。所以美國的傅高義寫了一本書《日本第一》，風行一時。
馬國川：在中國有一種說法認為，禍根在於1985年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答應日元升值。這是一個具有陰謀論的說法，但是流傳很廣。
津上俊哉：中國人對廣場協議有很大的誤解。其實不是這樣的。
當時面對不合理的日元升值，日本要求歐美和日本一起共同干涉外匯市場，對此歐美提出條件，就是要求日本降低利息以刺激經濟，擴大內需。因為世界經濟都不景氣，日本應該為世界經濟做貢獻。
日本經濟界和政府因為過於害怕日元升值，就接受這條件，大幅降低利息，但過分的寬鬆政策催生了泡沫經濟。廣場協議之後的最初幾年，日本經濟表現很好，GDP 增長率達到5%左右，可是股價每年以30%、地價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長，泡沫經濟愈來愈嚴重。
1989年，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又朝着相反的方向調整，開始實行緊縮貨幣政策，把房地產的泡沫擠破了。從1992年到2000年的八年時間裏，土地價格降低了四分之三。
馬國川：在你看來，歐美國家的要求是合理的嗎？
津上俊哉：如果日本處於歐美國家的境況，也會提出同樣的要求。所以與其主張歐美陰謀論，不如拿到一個教訓，就是不能過於害怕匯率升值，為防止匯率升值採取過於寬鬆金融政策。
馬國川：天下沒有不破的泡沫，這種調整也是必要的。
津上俊哉：產生泡沫就是一個錯誤，後來矯枉過正地緊縮貨幣政策，泡沫經濟戳破了，銀行抵押、擔保等全都虧損，出現了大量壞賬，陷入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是另外一個錯誤。
泡沫破裂後，民間企業為了修復受損的自己資產負債表，就拼命地還貸款、降低負債，不進行投資，日本經濟陷入了所謂資產負債表經濟蕭條。
不能把長期的經濟前景吃掉
馬國川：資產負債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日本經濟和社會是否受到巨大的衝擊？
津上俊哉：沒有，因為日本政府為了維穩，自90年代末起大幅度增加公路、鐵路等公共基礎投資，緩解和彌補宏觀經濟受到的衝擊。 維穩的工作成功，但是有代價。大量公共投資使得政府債務達到了 GDP 的2倍。
中國也要警惕類似問題。中國大搞高鐵、機場建設，鐵路原來是「四縱四橫」，據說現在高鐵也要「八縱八橫」。中國人口90%住在東南地區，只有10%在西部，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大搞高鐵的建設，投放的錢收能回來了嗎？
馬國川：兩個國家情況不一樣。日本當年的目的是避免負增長，今天中國是為了實現 GDP 翻一番。而且在中國許多官員和學者看來，基礎設施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津上俊哉：政府投資有利於每年的經濟增長率，但是投資不是消費，投資是要還負債的。更大的問題是，太多的低效率的公共投資，必然導致全要素增長率大幅下降。有學者認為2000年代日本的全要素增長率大幅下降也是與前面大量的低效公共投資有關係的。
當年日本民間企業不進行投資，現在中國民間投資率也很低。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投資率低是很正常的事情。經過這個過程，受損的企業資產負債表也得到修復，此時經濟會反彈，這就是市場經濟規律。
馬國川：中國一些經濟學家堅持認為，投資是拉動消費的重要因素，甚至認為投資就是消費。在他們看來，中國人均公共基礎投資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分之一，還有很大的空間。
津上俊哉：政府可以進行公共基礎投資，關鍵是要有度。如果做得過分，就會遺留大量財政赤字。
2000年以後，日本政府財政出現大幅赤字。目前日本負債達385％，其中政府負債220%，其餘是個人、企業、家庭。
馬國川：一周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中國經濟評估報告顯示，中國的負債率現在超過了200%，到2020年可能達到250％。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在今年年末佔 GDP 的45%，和日本相比似乎並不太高。
津上俊哉：日本總負債率那麼高，但迄今沒有陷入財政危機的理由有二：一是近二十年的零利息。二是債務累積主要在對抗金融風險力量最強的中央財政。
中國相反，中央財政很健康,擔憂的就是企業負債太多，其中包括地方融資平台等債務。如果中國為了維穩，繼續讓地方財政增多負債，進行大量的公共投資，那早晚會出問題。但現在中國開始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我覺得這是把財政負擔轉移給上級財政的政策。
經濟恢復活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日本和美國的先例表明大概需要十年時間。在經濟恢復期間，需要由政府來出面進行公共投資，保持最起碼的經濟和社會穩定，防止很糟糕的情況。可是如果政府投資做太多，就可能把長期的經濟前景吃掉了，所以要有一個平衡。
在我看來，2020年 GDP 總值翻一番的目標太宏大。如果堅持這個目標，政府大搞公共投資，負債會迅速上升。上週 IMF 發布的報告就強調，中國的增長目標太高了，應該適當降低。我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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