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各方就有關國家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進行着一場大討論，即下一步應當做什麼、怎麼做？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進入中速增長階段，從從前的兩位數增長穩步下降到7%左右，並希望能夠維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儘管這些年來保持了預期的中速增長，但近來經濟下行壓力突然加大。這裏既有內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
就內部因素來說，既有客觀層面的結構調整因素，也有政策意向所導致的營商環境的變化。和其他很多國家一樣，國內經濟結構失衡的情況是很顯然的。在很多年裏，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着經濟的增長，但現在這三個領域都出現了問題。國家主導的投資高峰期已經過去，主要是對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技術投入也在進行，並且比重一直在提高，但人們很難預期什麼時候可以有新技術的出現。消費在增長，但也遇到了瓶頸。十八大之後，從前佔據很大份額的官員消費，因為持續的反腐敗運動而得到了有效控制。
因為反腐敗方面的制度化建設，這一塊消費可能一去不復返了。因為高度收入差異，富人群體已經消費過度，規模並不太大的中產階層該有的也有了，並且近年來隨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也不願消費。較之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中國中產沒有有效的制度保障，除了一些年輕人以外，大部分中產不敢消費過度。廣大的窮人則仍然處於消費不足的狀態之下。
儘管近年來有政府主導的大規模的精準扶貧運動，但要把窮人轉變成為消費者，有很長的路要走。出口的困難更顯而易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出口在很長時間裏有效拉動着經濟增長，但近年來隨着歐美市場的變化，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貢獻的份額一直在下降。現在隨着中美貿易戰的進行，希望出口拉動經濟不再現實。
外部因素除了上述出口貿易受到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技術因素。在很長時間裏，中國經濟是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要素基礎之上的簡單經濟擴張。因為存在着廉價的生產要素，西方技術迅速向中國擴散。簡單地說，西方技術加上中國的勞動力和土地，很快促成了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基地（確切地說，是組裝業基地）。現在，這種簡單擴張的數量型經濟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從數量型經濟增長向質量型經濟增長，技術成為最重要的要素。中國試圖通過技術升級來追求高附加值經濟。
不過，這也是西方對中國擔憂的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說，中美貿易戰與其說是貿易戰，倒不如說是技術冷戰。美國不斷遊說西方國家（尤其是其盟友）圍堵華為5G，顯然是美國認為華為在這方面較之於美國具有了巨大的技術優勢。在技術方面，中國儘管一直在強調自主創新，但自主創新一方面需要時間，另一方面，也不是說中國關起門來自己創新，和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方）的技術交流仍然重要。不管怎麼說，中國儘管在一些技術領域有所突破，但總體上和西方的技術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如何突破西方對中國的技術圍堵是中國的一大挑戰。
政治言論左右營商環境
主觀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意向的變化導致了營商環境的變化。主要表現在政治方面。近年來，在社會層面，一些領域的意識形態回歸，極左言論不斷出現，甚至前段出現「民營經濟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的論調，這種極端的言論無論是對內部民營經濟，還是對外資都產生極其負面的影響。
儘管中國在法治方面也努力不少，但制度化程度仍然較低，意識形態的變化一直被視為是國家政策的風向標。歷史地看，極左言論一直對企業界會產生致命的影響，這次也一樣。直到最高領導層多次出來表態支持民營企業，才減緩了企業界的擔憂。再者，近年來，黨建成為執政黨的一個重要議程，如何在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是各級領導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但在執行層面，黨建演變成為方方面面的黨化，各類企業、社會組織等都被一刀切地要求建立黨支部。這對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它們不能理解這是為了什麼。實際上，從黨建的經驗來說，黨化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弱化而非強化黨的領導，因為黨化的過程也是黨社會化的過程，當黨和社會（企業）沒有了邊界的時候，黨的領導必然弱化。
所有這些造成了經濟下行壓力。不過，發展仍然是硬道理。從短期來說，如果不能保證較長期的中速增長，中國仍然面臨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中產階層的擴大仍然需要經濟增長，而大規模的扶貧更需要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來支撐。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對實現今後兩步的重要性，即到2035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2050年實現強國。
怎麼辦？經濟既然受內外部因素的影響，改革也就必須意在改善內外部營商環境。實際上，改善營商環境也是2019年兩會的重點。就內部改革而言，主要聚焦於大規模的減稅。很顯然，減稅很重要，稅賦如果太重，就會影響企業運作和企業家的積極性。同時，很多地方也在改變前段反腐敗運動中趨於緊張的政商關係，一些地方容許和鼓勵官員再和企業家交朋友了。
不過，經驗地看，這些方面的舉措可能會產生一些短期效應，但不能解決長期問題。賦稅不能為零，並且減稅之後，政府仍然需要收入。儘管可以大力提倡「節省開支過苦日子」，但這畢竟是一種說法。如果沒有大規模的精兵簡政，縮小政府規模，政府開支很難減少。隨着新一波機構改革，政府規模反而有再次擴張的壓力。
政府收入從哪裏來？無非是三大來源，即土地和房地產（尤其是地方政府）、政府債務和發行貨幣。不過，在很大程度上，這三方面的資源已經使用過度，空間有限。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社會收入已經高度不平等、社會嚴重分化，國家需要通過稅收政策來調節收入分配；也就是說，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會趨向高稅收方向發展。這是社會穩定和發展所需；沒有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就會缺失基礎。
從世界經濟歷史經驗來看，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至關重要的是保護企業家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這兩方面比什麼都重要。企業家的私有財產也是國家總體財富的一部分，需要被有效保護。如果不安全，就會隨同其主人（企業家）「逃亡」。針對減稅，一些企業家說，「感謝給我這個賺錢的機會，但我賺的錢的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在財富隨時歸零的情況下，在企業家的生命安全隨時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所有其他方面的經濟刺激舉措都會顯得蒼白無力。
尋求更高的內部開放
實際上，中國企業家及其財富的流失一直過於嚴重，以往這個問題被有意或者無意地忽視。在東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體（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在經濟起飛之後的二三十年裏，中產階層達到70%左右。但中國的情況很不一樣，以往40年間，中國的經濟增長甚至超過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中產階層規模仍然很小，不足30%。財富去了哪裏呢？這筆賬需要算一下。不管如何，企業家及其財富的出走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生命安全也應當包括政府官員和國企官員的生命安全。反腐敗需要建設制度，而不能僅僅依靠官員個人的道德水平和黨紀。很多官員的腐敗也是因為不健全的制度所致，而非單純的人性所致。
規制型政府建設需要加速和加強。就政商關係而言，沒有建立起政府和企業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而一直處於企業家和官員之間的個人關係層面。經過這一輪反腐敗，現在兩者都害怕和對方發生關係，因為一旦發生關係，監察部門隨時都會找上門來。也就是說，兩者的關係仍然沒有轉型，依然是官員和企業家之間的個人關係。只要是個人關係，仍然很容易發生腐敗。從兩個個體之間的關係，轉型成為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是有可能的，至少從新加坡等國家的經驗可以看出。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這一點誰都明白了，但仍然沒有體現在實踐層面。各級領導仍然繼續頻繁使用政治和政策手段（例如各級領導的講話和政策表態）。在實踐層面，政治和政策手段的效用越來越低。並且這些都是臨時應付的手段，不是可持續發展之舉。近代西方資本主義開始之後，那麼強調生命權和財產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並非毫無道理。至少從經濟發展的邏輯來說，這兩種權利為企業家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不過，應當強調的是，保護企業家的生命權和財產權並不是說，資本可以為所欲為。在西方，社會主義運動導致了方方面面的社會政策的確立，用來有效保護社會，實現資本和社會之間的平衡。中國也可以從西方和亞洲其他經濟體發展的經歷中學到很多經驗教訓。
對外來說，人們不應當誤解目前西方國家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西方資本不會把自己孤立起來，無論什麼樣的情況，資本擴張的本質不會改變。整個西方現在屬於製度調整和重建的階段，之後的再出發就是尋找新的開放和擴張政策。可以說，今後的競爭不是看誰封閉，而是看誰更開放，是對開放的競爭。
對中國來說，不開放導致「挨打」和失敗，這是大歷史的教訓。所以，中國不會走回頭路。近年來，即使西方盛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也一直堅持繼續的開放政策。從達沃斯論壇到博鰲亞洲論壇，習近平多次強調開放對於中國本身和世界的重要性。政策話語也表現在政策層面，包括十八大之後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十九大之後的自由貿易港試驗區，和近來的粵港澳大灣區。除了在國際層面積極參與多邊主義貿易體系，這些試驗都聚焦於內部的開放。
內部開放具有單邊開放性質，意在通過自己的努力，尋求更高的開放度。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是在「一國兩制」的環境下進行，大灣區可以從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等多邊貿易體制學習，先向港澳實行單邊開放，再逐步擴大範圍。
近來兩會出台的《外商投資法》儘管實施細節還有待於製訂，但也顯露出新一輪和國際接軌的趨勢。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具有強大能力，吸收消化單邊開放所帶來的成本。實際上，上世紀80年代的「請進來」和90年代「接軌」，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單邊開放的含義。更大規模的單邊開放政策，既有利於中國本身的發展，也有利於區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
也就是說，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和改革不僅僅是內部意義上的，而且也是國際層面上的。這是新版本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