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數字上說，民營企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已經是牢不可破。人們經常以「5、6、7、8、9」來形容民營企業的顯赫位置，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民營經濟的企業數量佔90%以上。近年來，在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民營企業如何健康發展顯得更加重要。
無論是美國（和西方）所要求的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還是中國努力推行的結構性改革，民營企業都是重中之重。正因為民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分量」，中國政府近來花大力氣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就民營企業的發展多次發表談話或講話。
國務院多次發文，出台各種舉措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包括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要素獲取、准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健全政企溝通機制，激發企業家精神，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升級；保護產權必須堅定不移，對侵權行為依法懲處，對錯案冤案有錯必糾，等等。
政策難落實 甚至有反效果
但所有這些巨大的努力，並沒有反映在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實際生存環境上，或者說並沒有給民營企業一種對未來的確定感。民營企業和企業家所面臨的壓力似乎愈來愈大，不僅來自國際層面（貿易戰），更來自內部環境的變化（意識形態、「國進民退」、法治、財產和生命安全等等）。所有這些都使得民營企業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直接表現在民營企業家的行為上。
從經驗來看，今天國際局勢動蕩不安，中國仍然是最穩定的國家；儘管經濟也面臨下行壓力，但相較於所有其他國家仍然維持在較高的增長水平；而且中國正成為最大的內部消費市場。照理說，民營企業應該着眼於內部的發展，實際上則不然。很多民營企業不僅沒有很大的意願來擴大內部投資，反而在收縮；一些企業家趁政府「PPP改革」（公私合夥制）的機會，順手把公司「交給」了國家，把自己變成食利階層；也有很多企業家因為對內發展沒有足夠的信心，而千方百計、不計成本地「外逃」到海外。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從表象來看，原因也不少。政府的很多政策很難落實，甚至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變形而導致相反效果。例如「競爭中立」就只是一個漂亮的政策口號，很難執行。「PPP改革」也是一個例子。這一改革的初心是好的，是為了紓解民營企業所面臨的金融壓力，但執行效果並不好。在一些情況下，這一改革成為民營企業拋掉自身包袱的一種手段。很多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困難（例如產業的升級），企業家受自身的局限，感覺發展到了頂點，就利用這個機會把包袱「交給」了政府。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這一改革成為國有企業（資本）「吞併」民營企業的有效手段。
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公私合作」很難說可行，因為「公」和「私」運營邏輯是不同的。公和私如何可能形成「夥伴關係」？公的邏輯是控制，而私的邏輯是盈利。所謂的「國進民退」也經常表現出很吊詭的現象。
從一些發達省份（如廣東和浙江）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發展情況來看，國有企業所佔空間並不那麼大，民營企業實際上仍然在發展，但人們還是感覺到「國進民退」的趨勢。在一些原來國有企業佔據主導地位的省份（例如東北）來看，「國」並沒有「進」，但「民」也沒有「進」。更多的地方表現為「民」的確「退」了，但「國」也沒有「進」。中國經濟結構是什麼？
所有這些矛盾現象需要人們的思考，如果對這些矛盾理不出一個邏輯，就很難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儘管人們討論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多年，但迄今為止誰也不清楚中國的結構是什麼？或者說，在中國，結構性改革意味着什麼？很多人還是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根據西方的「結構」定義來理解中國的「結構」，結果各級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上述種種矛盾實屬必然。
中國經濟結構複雜 資本失衡致企業困境
中國的經濟結構是什麼？簡單地說，從漢朝到當代，除了幾個很短的歷史階段（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改革和毛澤東改革）外，中國基本上呈現出一個三層資本的結構，即頂層的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國有資本、底層的以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以及一個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互動的中間層。只要這三層資本出現均衡和平衡狀態，經濟發展就會是穩定和可持續的；一旦這三層資本出現嚴重的失衡狀態，無論是國家資本佔據絕對優勢，還是國家資本的大幅度衰退，都會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從三層資本結構來理解今天中國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困境，不無參照意義。
第一層是國有資本。國有資本承擔着民營資本所不能承擔、沒有能力承擔的經濟責任，包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至關重要的一些領域的投資、應付經濟周期引起的危機和其他因為環境突變所導致的危機、「平准經濟」和補充「市場失敗」等。所有這些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穩定發展不可或缺。
不過，這裏涉及幾個重要的問題。首先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空間分布。除了少數省份兩者的分布比較合理外，大多數省份國有企業佔據的空間仍然過多。那些分布比較合理的省份，往往呈現出「國強民也強」的局面。多數省份（尤其是東北）國有企業仍然佔據了過多、過大的空間，民營資本沒有足夠的空間，既難以進入，更難以生存；結果國有資本什麼都做，什麼都做不好，導致了「國弱民弱」。如果這些省份的國有企業不能讓渡更多的空間給民營企業，這種雙弱的局面會一直持續下去。
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國有資本去哪裏？現在提出國有企業「管資本」的思路。這個思路的核心在於，不管國有資本去哪裏，只要資本在增值就可以了。在這個思路的指引下，今天的國有企業猶如美國華爾街的風投資本，哪裏有利可圖就去哪裏。據說這是學習新加坡國有資本管理模式。這裏既有誤讀新加坡模式的成分，也有「描紅」（照抄照搬）的成分。新加坡模式的精神是國有企業也要市場化，國有企業必須是盈利的；即使是那些承擔社會功能的國有企業如水電、醫院等也須引入市場機制，來實現分配和提供服務的效率。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國企的確應該大力學習新加坡模式。
不過，新加坡和中國國情不同。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沒有也不需要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能夠在一個產業體系（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上抓住幾個重要、附加值高的環節即可。中國則不同，那麼大的一個國家，需要大量的完整產業體系。國有資本須考量的不僅僅是盈利問題，更須考量產業體系建設。如果容許國有資本扮演風投角色，悲劇將不可避免，不僅會減弱產業建設方面的角色，而且會與民爭利，導致國有和民營失衡，最後破壞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國需要非西方定義結構性改革。
第二層，中間層的國有與民營的「混合經濟」。這裏的問題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需要各自的空間，還是大家合作共享空間？體現在今天改革政策中的無疑是後一種思路。必須指出的是，近代以來這種思路（例如「官督商辦」）不僅根本就沒有出現過好結果，而且導致了巨大的腐敗。
誠如上面所討論的「PPP改革」，如果真的落實了，無非會產生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不是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就是國有企業吞併民營企業。這兩種情況其實已經在發生。在一些情況下，「公私合作」變成國有資產的「民營化」，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民營資本的「國有化」。今天，很多官員都在提倡政府在面對國企和民企時要「競爭中立」；實際上，除非是自欺欺人，競爭中立僅僅是烏托邦，完全沒有可能實現。政府如何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競爭中做到中立呢？這完全是西方邏輯的簡單套用，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國情。
如果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就會有另外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合作。在一些領域，例如自然壟斷領域、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強大社會功能的服務領域（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障）、對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至關重要的領域，國有企業理應佔據主導地位，而那些競爭性領域和民生經濟領域，民營企業理應佔據主導地位。在確定了這些領域（分工）之後，就可以在一個領域引入多個甚至無數個企業，防止壟斷的出現，促成企業之間的競爭，保持經濟體的開放性。只有當國有企業之間出現競爭時，只有在民營企業之間出現競爭時，政府才談得上「競爭中立」。
第三層，中小型企業。這裏有兩個結構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上面提到的空間問題。對大多數中小型企業而言，仍然缺少投資的空間。新空間從哪裏來？一方面需要國有企業讓渡更多自己不作為、也很難作為的空間，另一方面需要通過技術創新。第二個問題是缺少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中國大型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天經地義是大型國有企業，它們沒有任何動機為中小型企業服務。如果通過行政或政治方式迫使它們服務中小型企業，既不符合經濟規律，也不可持續。在很多年裏，這些銀行在服務中小型企業方面只是象徵性的。
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因此需要金融系統的結構性改革，即設立大量意在服務中小型企業的中小型銀行（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現在人們只盯着美國的華爾街，這是對美國經濟的誤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華爾街所引發，但促成美國經濟復甦的並不是華爾街，而是美國大量的中小型銀行，甚至是社區銀行。
在中國，中小型企業因為不能從正式金融管道得到金融支持，只好轉向非正式管道（包括影子銀行、P2P網絡借貸、地下錢莊等）。這些非正式金融機構往往處於無政府狀態，容易釀成巨大的危機，結局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維持今天的金融結構，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會愈來愈困難。
中國經濟改革須走自己的路
貿易戰開打以來，美國（或整個西方）對中國經濟提出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對於西方的要求，中國絕對做不到。例如，中國哪有全盤私有化的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根據西方所定義的結構性改革（或從前所說的「華盛頓共識」），中國經濟的命運必然是悲催的。自蘇東計劃經濟解體以來，已經有太多的經驗證據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無須再去重複失敗。
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確需要結構性改革，但絕非西方所定義的結構性改革。現在人們順着西方結構性改革的思路來看中國問題，這本身已經成為中國進行有效經濟改革的一個巨大阻礙。如果這樣下去，改革最終只會演變成意識形態之爭，並不會有任何的結果；人們預期的進步不僅不可能，反而會出現巨大的倒退。
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改革，首要任務是搞清楚中國的經濟結構是什麼？需要什麼樣的結構性改革？一句話，中國需要懂中國經濟的經濟學家。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