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2年至1997年香港邁向主權回歸的過渡期，因為各種新興意念的衝擊，社會民間力量的湧現，加上因改革開放而導致中國國力的提升、對世界事務影響力日漸強大的中國因素（The China Factor）其重要性不容再被否定，這些新現實條件都促使香港的歷史教研工作得着特殊的時間空間優勢和活力，這正配合了自邁向回歸過渡期以來香港華人的本土意識、民族國家身分認同的急劇加強；加上英殖黃昏政權的淡出，香港與中國內地、海外華人聯繫和經貿互惠關係日益密切。這種種有利條件都應該使到香港史成為中國近代史一重要成分的合流，提供了十分理想的契機和極為廣闊無際的發展前景。
歷史教研發展及課程設計的數個建議
現筆者抛磚引玉，專誠請教學術和教育界及文化圈朋友，就今後特區中國史和香港史教研發展和課程設計方面值得注意的幾項大方向和基本考慮，舉列如下，敬請各位以前輩先進、高明有識之士以學者專家身份，不吝賜教：
一、應趁着2012年大學及中學的學制改革（中學六年，大學學士本科一般為四年）這一特殊機會，把中學及大學的中國歷史和香港歷史課程設計，作較全盤整體、有連貫性的檢討。因在2012年春，中學畢業會考的應屆考生都是中六的同學，然後同年秋季進入本地各大學的新生，絕大部分都是就讀四年制本科學士學位課程，較過往多年英殖時大學舊制的一般中七入學，一般本科學士三年，增多了第一年的大學本科課程的基礎年，這新增的一年，正可作為推動通識教育 （liberal education），添設基本共同必修科目講授的機會。
筆者建議中國史作為絕大多數特區居民的本國史（national history），應當被列為新制度下所有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必修共同基本科課程（mandatory common basic core course），有如現在香港城市大學所規定的全校本科生必須修讀的中國文化科目。
中國史和香港歷史作有機性同軌合流
二、在較具體的本地大學一年級的中國歷史課程設計層面，筆者以為可分為兩方面：
（甲）在上學期的中國史／本國史科目，可以通史形式，就中國古代自商朝起歷經秦漢統一帝國，經歷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至宋元明及清代乾隆時期（約至西元1800年左右）的4,000多年間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會經濟、人口疆土、對外關係等主要範疇的重大發展趨勢，作重點勾劃和有機性的回顧介紹。
（乙）在下學期則以中國近現代史為焦點，課程會集中分析檢討自清朝中葉（約西元1800年）至現在約200年左右的中國對外關係、戰爭與革命、社會經濟變遷、思想文化科技發展、各種現代化的嘗試，尤其是1979年以來改革開放、市場化、國際化等重大突破性發展。而其課程涵蓋內容，應盡量併合吸納香港在1841年至1997年殖民地時期的歷史經驗，中國內地與英治香港的種種互動和香港在中國對外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種中國史／本國史和香港歷史／本土地方歷史的有機性同軌合流，既可充實中國近代史的對外關係、現代化、城市發展、海外移民史、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等課題的內涵，更可把香港與中國內地關係作具體有力的融合，絕對可使香港歷史教研更擴展視野，豐富內容範圍。
三、在設計大學一年級下學期開設的中國近代史必修課程時，在包涵範圍要有一個特別重要含義的元素，就是應當要把自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島割讓予日本之前的台灣歷史納入，成為中國疆土發展，人口遷移向海洋伸展的一歷史環節；而1895年到1945年間，日治時期的台灣省歷史，正如1841年至1997年英治時期的香港殖民地時期歷史一樣，均是中國近代史上不應被忽視的環節。而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省光復以來的歷史，亦應被納入中國近代史課程範圍之內。
雖然自1949年秋以來，台灣不在中國大陸政府有效管治範圍之內，但正如香港在1997年夏、澳門在1999年冬主權治權回歸後對中國國家民族統一的重要含義，台灣仍為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大中華意識和國家領土主權定位，對作為中國香港特區公民的香港大中小學生們在邁向2047年香港特區與國內完全融合，有現實迫切性的公民責任含義。
提倡香港本土史觀，有利重塑政治文化定位
四、筆者崇尚大專學府的自主性和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大原則，但對着與自身政治文化定位和國民／公民／市民身分認同，有十分直接關係的本國歷史和本土／本地歷史的教研工作，不顧慮可能被外界誤解之嫌疑，對在香港特區學府擔任歷史教研工作的朋友嚴正地提出大家應該正視健全與合宜的歷史觀和相關的歷史學術教育工作者本身的立場定位，眼光角度等問題。這是一個可以抽象地探討的價值觀問題，如果不能夠客觀理智地細心討論，甚至可能演變成似乎與學術／言論自由對立的政治正確、靠攏官方立場等極具爭議性的衝突。
如果大致上同意本國史和本土／本地歷史課程的設計與教授，是與學生們身份、文化認同、公民／國民意識覺醒、自身定位有直接關係，亦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元素，則這種歷史觀、歷史教育學術工作者的立場、身分、角色定位，是不可忽視的考慮點。在這問題上，筆者是比較接近蔡榮芳教授在其《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所宣示的香港本土史觀（有別於殖民地史觀和大陸官方的愛國史觀）。
五、1997年主權回歸以來，國內與香港的文化、價值、世界觀差距加上其他現實政治經濟社會因素，着實造成中港之間欠缺溝通，尤其在特區政制改革、2017／2020年雙普選的民主化進展方面，有嚴重的京港間缺乏充分互信互諒。當然，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包袱；殖民地時期香港與中國大陸關係絕對不融合是事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破冰融雪當然也非一日之功。1997年以來，國內與香港關係的轉型，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上互信、經濟互惠、文化上互融的雙邊有機性大貫通。
但實現這一理想目標絕非一蹴而就。現在香港可以利用正規的歷史課程教育和社會風氣的轉移，增加京港之間的直接了解，所以中國近代史與香港本土歷史合流的課程設計，是一個在文化認同、國民身份定位的教育訓練管道，變成一個增信釋疑的好機會。所以在這種公民教育的軟體建設方面，健全的歷史觀有最基本的重要性。由此延伸，歷史課程可促進香港人領略自己國家燦爛深厚的歷史和古今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以及更進一步帶動公民參與本土保育。
確立歷史教育的實用功能層面 以普羅方言來作主要語言
六、在實用功能層面來看，香港的經貿發展前景愈來愈要依賴國內的各種機會，來維持它在大中華圈裏面一個高效率的功能事務性、服務業、市場業的樞紐地位。同時，香港如果要繼續有效地擔當世界通往中國大陸的橋樑角色，發揮香港作為中國現在最國際化、最懂資本主義市場運作的商貿資訊運輸中心，香港的年輕一代必須要加強對中國近代歷史、當代發展的認識。要擁有這些香港今後賴以保持繁榮的生存途徑，香港所出產的大學生、中學生非有相當的中國知識不可。所以，中國歷史與香港歷史合流的學習是不可欠缺的一種人才培訓的重點。
七、最後，筆者希望舊事重提。如果大家都認同香港史與中國近代史合流，成為特區時代的本國史與本土史的課程內涵設計的定位，這樣為本地（甚至包括國內來的）學生所開辦的近代中國史／香港史的必修課程，其授課的語言應該以中文為主體，這種建議可能與坊間一般要求提升香港學生的英語水準從而保持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國際經貿資訊中心、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等等考慮，而主張全面以英語教學的立場有差距。
然而，在文化、國民認同、身份意識構建的層面來看，本國史應該用本國主流語言、當地普羅方言來作課程的主要語言。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也是關乎母語教學特別是關於學生們本身的文化歷史地理的特殊課題，因為不單純是學術知識的傳授，也是公民教育、民族國家認同的基本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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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於2013年9月澳門理工學院聯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台灣東吳大學歷史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舉辦「天人古今：華人社會歷史教育的使命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經修訂後供本社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