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革命從服飾開始

中國歷史每屆改朝換代，總會醞釀禮制和服制上的變革，要配合「移風易俗」，服飾必然有所改變，由政府頒佈法例，強制執行，民間響應，努力擺脫前朝陰影。近世中國自滿清入關，服飾與政治更是緊密相連，當漢人被強逼剃髮垂辮，改着旗服，夢魘也就歷久不散了。不過，在服裝變成政治法則與社會約制時，個人的反應主要有二：

（一）「反抗」──例如滿清入關，下令強制剃髮易服，南方人民強烈反抗，誓死保衛漢族文化，屬初期反應；

（二）「順應」──向政治低頭，易服垂辮，接受異族文化，屬後期反應。

婦女從困局中突圍而出

文化是細水長流的，服飾演變，經漫長的浪淘沙盡，由反抗變為順應，從排斥變為接受，這又是必然的歷程。但順應過度，200多年的大清遺毒甚深，令很多順民難以適應辛亥革命的震撼，當古國驚雷，竟出現一種錯亂的反應──「哀號」。民國之初，政府雖明令剪辮，京滬一帶之守舊迷信之人，有力竭聲嘶請求饒髮者，有哀號痛哭謂無面目歸家者，在悲壯的革命史詩中加插了糊塗鬧劇，亦反映其時男性當權世界的封建心智未完結，更暗示着以後政治上屢次出現的復辟行動。

相反，民國以後女性服飾世界勇往直前，翻天覆地，既不哀號，也不順應，力圖解放創新，正好標示着婦女要從低微的社會地位和封建的困局中突圍而出，找尋新天地容身。而實在，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5年抗日前夕，在這25年間，中國大城市的婦女在動盪的政治和紛亂的社會裏浮沉，面對挫敗毫不妥協。服裝也就永不滯止，永遠求變，見證着她們頑強的奮鬥意志和解放心理。

衣服是一個文化傳播系統（Cultural Communication System），一種身體語言，講述的正是一個「心理─生理─社會─政治」（Psycho-Physical-Social-Political）的故事，尤以婦女服裝為其時最具戲劇性者，充滿着矛盾衝突，危機重重，而又高潮疊起。這好像是一齣通俗劇，因為情緒波動很大，滿溢着喜怒哀樂，包含着：

「夢想」（例如截髮男裝，渴求取得男性地位）；
「痛苦」（例如束胸，阻止乳房發育）；
「恐懼」（例如因衣着不符常規，觸犯封建禁例，惹起非議，受到懲罰）；
「慾念」（例如解放身體，衣着暴露）；
「憤怒」（例如斷髮短衣，加入社會改革運動，甚至從軍北伐及抗日）等等。

婦女服裝的人性衝突

戲劇離不開人性衝突，而這時期的婦女服裝全然體驗得到這種衝突。她們由滿清封建的閨房（家庭）服飾（女性困囿於家庭，與外界社會脫節），轉變入民國婦解的社會服飾（爭取女性的社會地位，不讓男性獨尊），涉及的衝突是多重層面：

（一）女性自我的心理衝突，例如把服飾變作一種「自衛機能」，把自己緊緊地包裹，以克服內心的挫敗感、自卑感等；又或者為應付百變時新的服裝，極需要排除心理障礙、鬥爭等。

（二）女性與政治社會的衝突，例如當服裝表達婦女解放的意願時，她便要面對男權社會的挑戰、封建守舊家庭及學校的壓逼、甚至頑固的軍閥惡勢力。但在處理衝突上，民初的中國婦女倒能顯露她們的戲劇才華，手法時而委曲求全，時而軟硬兼施，務使時裝舞台充滿彈性的適應能力，兼容並蓄，氣象萬千，更反襯出那些壓制婦女服飾變化的保守政權只在編寫着鬧劇了。禹燕的《女性人類學》用「倒置的金字塔」理論揭示傳統中國女性現實的存在困局，我覺得同樣可以用來思考民初婦女服飾文化的問題。作為一個「人」的存在，其結構應該是一個完美的金字塔：

精神存在（思想、理想、信念）在上，社會存在（權位、階級、職業）在中層，自然存在（性慾、生殖）置於最下層。但長久以來，中國傳統女性在封建的男性社會政治制度壓逼下，全面地失去存在的自由，她們的自然本能被不擇手段地突出──供男人作性樂工具和生殖工具。她們亦無政治、經濟、法律和道德上的自由，其思想和創造力卻被扼殺，更被貶為智力低下，意志軟弱。「在這裏，女性存在的結構發生了驚人的變異：作為底座的自然存在上升為頂端，而作為頂端的精神存在則下降為底座，從而形成了自然存在壓抑社會存在、自然存在壓抑精神存在的奇特格局」（註1），變成倒置的金字塔：

而最不幸者，頂層的自然存在也是非自由的，「她的自然體可以被任意物化──她的雙乳可被束為一馬平川，她的雙腳可以被纏成『三寸金蓮』，她的自然體可以被任意商品化──她的肉體可以當作商品去買賣，可以換來金銀、珠寶和錢財。」（註2）在辛亥革命之後，婦女開展漫長的掙扎過程，努力扳轉倒置的金字塔，反映在服飾文化問題上，但見她們勇往直前，雖然亦有迷惘的時刻，仍不斷改進服飾，配合其社會活動，由截髮、放乳、情迷高跟鞋、暴露身體、改革旗袍，處處顯出創造自我的精神和對美的人生追求，不斷提升精神存在的層面。

中國婦女服飾文化展現的舞台，就是沿海的大都會。在那裏，中西文化匯聚，在政治、經濟上舉足輕重，在當時是這些城市領導着國家邁向不可知的未來。服飾，也正如戲劇（和小說）一樣，是一種群眾記憶，透過它可以重拾歷史文化諸貌。而多姿多彩的二三十年代婦女服飾，除了引起我們回憶起大都會的摩登生活外，其實也憑着這一點點落後回憶帶出啟示：繁華鬧市，美衣華服，但國家何去何從？

註1：禹燕：《女性人類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46頁。

註2：禹燕：《女性人類學》，上揭，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