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王蒙：放逐與奇緣——我的新疆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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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63年的秋天，經過1960、1961、1962年，大家在吃方面已經很差，可是我在「批修」期間，算吃得很好了，雖然比不上香港（眾笑），但是比我在家裏吃得好。我覺得當時我過着幸福的生活，每天批評蘇聯修正主義，看蘇聯電影，什麼丘赫莱依等著名的導演。那期間我還認識了幾個城市文聯的負責人，北京當時也派了三個人去，三個都戴過「右派帽子」。

我並沒有後悔到了新疆，我認為那個年代我去新疆，離開政治的中心，能作出這個決定，我覺得我太捧了！因為那個年月在政治的中心待着，很簡單，在文化革命中，我至少要打斷兩條腿，一條腿不可能的。我分析到我去新疆會比較好，因為當時強調「熱愛袓國，熱愛邊疆」，很多人不願意去新疆，可是我覺得總比在政治中心會好一點。

「民族團結」，我沒去之前已經覺得那兒是非常美好的地方。

到了新疆以後，我還是有正式身份的，我是新疆自治區文學聯合會《新疆文學》雜誌的編輯。但是因為文革，很快當編輯也不行了。終於，自治區的黨委員、文聯領導，找我談話，他們覺得目前這個情況，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我去農村勞動鍛鍊，我欣然同意。「勞動鍛鍊」這一詞，它可以做到八面合適，無懈可擊。

「鍛鍊鍛鍊」，誰能拒絕鍛鍊呢？

1965年7月和8月，我去了伊寧縣的農村，那是伊犁河畔維吾爾人聚居的莊子。在這兩個月，我不但吃飽，而且吃得過飽了，那邊的農村和有些國外的情況很像，農村裏養奶牛，每天出兩三公斤牛奶，最多可以出產四五公斤。我在鍛鍊的時候是喝着牛奶「鍛鍊」的，咱們從大陸來的人，誰人能在1965年那個時候喝着牛奶呢？

那時，我搬進了一個農民的小房子，只有四平方米。那裏的門不能掩起來，我住了沒有兩三天，來了兩隻燕子，飛進來做窩。老鄉們都激動起來，他們說來了一個善人，來了一個好人，壞人會塗炭生靈，牠們是不會進來的。我犧牲我最愛睡覺的時間——夏天——牠們夫妻倆，吱吱喳喳，我就這樣每天跟牠們在一起。

文革剛開始，我到伊犁市黨校一個教授的家裏作客，他叫一個朋友來陪我，這個朋友是蘇聯反修醫院的內科主任。這個客人個子不高，穿着一件大衣，把自己圍起來，進門的時候鬼鬼祟祟，我覺得很奇怪，像賊一樣。坐下來以後。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瓶子，原來是藥用酒精。我說藥用酒精不能喝，他說「你知道什麼，我已經喝了兩年了！」我被他勸說一起喝兌水的酒精，喝了一會兒後，他忽然一拍桌子說：「你知道王蒙是什麼人嗎？」教授說：「我知道，他是一個寫作的人。」「他不是等閑人物！他是史大林文學獎的獲獎者！」我一下子就懵了。

我要說明一下，當時中國和蘇聯的關係非常壞，但是伊犁這個地區受蘇聯的影響很大，他們對蘇聯想法不是那麼壞。可是我在那種情況下、文革當中，我處境不好，我說我沒有獲得史大林獎。他反而說：「老王，你怕什麼？得了史太林文學獎，就是得了史太林文學獎！有什麼可怕！反正不是史大林獎，就是列寧獎。」我覺得他當時是傻了、瘋了，不能再跟他辯論下去。然後他又說，王蒙不但獲得了史大林獎，而且在克里姆林宮受到史大林的接見。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後來和新疆的老朋友說起，這就是想像力，這就是激情，這就是維吾爾人。

又過了兩年，大陸的「一打三反」運動進行了。當時我太太是在伊寧市第二中學任教，教師都要學習「一打三反」，學校宣布全體教師要帶上行李，集中住宿、集中學習。學校小部分大概是百分之40是漢族的老師，百分之60是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老師。漢族老師就狼狽了，聽見要集中住宿，他們都抱着要餵奶的孩子，跑回老家，有些跑回湖南去了，有些跑回廣東、北京，把孩子放下給親人照顧。

然後到了集中的那一天，所有漢族的老師都帶小包、家具去了，所有維吾爾老師，沒有一個帶東西來。他們沒有一個討論過，也絕對沒有怨言過，也不敢怨言，因為這樣會被說成破壞政治運動、破壞文化大革命。當時的負責人就問維吾爾族老師：「為什麼沒有帶東西來？」他們回答：「明天（才住進來，編按）……」「為什麼明天才來？」「我兒子病了，病得很厲害！」另外一個說：「媽媽病了。」所有人的臉上卻都充滿了笑容。到了第二天，「明天……明天……」到了第三天，「明天……明天……」

當然現在發生的事情，我不相信維吾爾人是那樣的人——但是，現在有很多特殊的情況：一是國際上的原因，二是意識形態的原因。原來共產黨最講保護少數民族的權益，原本也強調意識形態。到後來不是那麼強調，宗教和民族這些問題反倒就出來了。北疆——我說的伊犁地區——有些人竟然被煽動跑到車臣去打俄國人；南疆還打阿富汗，它與阿富汗接得很近。在喀什地區，又有人受煽動跑到塔利班，甚至跑到基地組織裏面。

現在敘利亞、伊拉克鬧了一個ISIS（伊斯蘭國），其實人數很少，經常在物流中夾雜武器，例如進口木材，結果一打開是一大堆武器。所以它裏面是有國際的原因、歷史原因的。

還有一個原因，我在這裏說一下，就是現代化對於一個本身並不發達的民族是痛苦的過程，若要令其接受，是要付出代價的。

但實際來說，我非常愛新疆。它的自然風景太美了，到處都很寬闊，非常可愛，非常美好。而且維吾爾人絕對不是極端的穆斯林，真正嚴格的穆斯林國家是不許喝酒的。伊斯蘭教有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個是清真，一個是不潔：酒就是不潔的。可是，我剛才說他們沒有不喝酒的，連藥用酒精也可以喝，他們非常可愛。

哈薩克人嘲笑維吾爾族人。維吾爾人喜歡做生意，在文革最厲害的時間，維吾爾人仍然可以賣煙草、葵瓜子，而且最可笑的是，很早很多維吾爾老頭就賣劉曉慶的照片，他們對劉曉慶還頗有興趣的。所以哈薩克人拿維吾爾人開玩笑，說他們買賣成癮，稱他們「薩爾特」，商人之意，也可能略帶貶意。他們說維吾爾人的特點，就是如果一天沒有做成生意，他就把他左邊口袋裏的東西賣給右邊口袋。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認為某一個民族就是恐怖份子，或者將對恐怖主義的仇恨轉移到某一宗教上。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賞沙特外交部說：「我們不能把對恐怖份子的痛恨，移到一個宗教身上，或者移到一個民族身上。」被捉走的恐怖份子有1,000個，新疆的維吾爾人有1,000多萬。所以我一定要做好各族與他們的關係。他們說北疆就和天堂一樣，什麼叫天堂？你到過北疆的草原就知道。

習近平主席最近說，要讓全國各個民族，都夠享受現代化和發展帶來的好處。現在的情況不平衡。北京大學民族學的馬教授，有一個圖表是全國各個民族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做得最快、最成功的是朝鮮族，他們已經做到將近40% 以上到快50%，一半是城市，一半是農村。漢族是第二名，大概30% 以上到40% 是城市，60% 左右是農村，但是維吾爾族他們的比例很低，他們80% 以上仍然是農村，而城市只有若20% 以上。所以一定要解決這些問題，維吾爾人要歡迎發展，也要歡迎現代化。

維吾爾人喜歡文學，特別是詩。我不懂阿拉伯文，所以經文我也不懂，可是維吾爾人告訴我，他們的《可蘭經》是詩歌體寫成的，可以朗誦，非常美好，但因為我不懂經文，就不敢判斷。

維吾爾人有一部經典是《福樂智慧》，它也是用是詩的形式來寫的。維吾爾族最有名的詩人叫鐵依甫江．艾力尤夫，我曾經跟他一起到鄯善縣，是離吐魯番很近的農村。到了農村就有很多年輕人集合起來，一個一個朗誦鐵依甫江的詩，也朗誦別人的詩，這個在漢族都已經很難找到。

維吾爾人對詩人特別的尊敬，連我住的家的房東，他本身是文盲，但他多少知道我的遭遇後都安慰着我，他說任何一個國家，有三種人是不可以缺少，第一是需要國王（不一定是國王，簡單說是元首），第二臣子，第三士，這樣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所以文革當中最困難的時期，我也可以看到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出版的，用維吾爾語或是烏茲別克語寫的長篇小說，在精神匱乏的年代，我還獲得了詩的手抄本。郭沬若譯莪墨．伽亞謨的《魯拜集》。他的詩實在太好了，我現在就給大家用維吾爾語給大家念一下。

這叫「牛」啊！詩人對自己的自信，我覺得比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不在以下，他非常厲害，而且大詩人的心態都非常開放，同樣莪墨．伽亞謨他說：「一個手拿着《可蘭經》，一個手拿着酒壺。有時候我是絕對清真，有時候我也會做一些不符合清真戒律的事情。在同一個藍寶石般的蒼穹下，你卻為什麼還要把人分成穆斯林與異教徒？」

波斯最崇拜的哈菲兹，他們對哈菲兹的崇拜就像對中國崇拜人孔子一樣。哈菲兹說：「我活的時間愈長，讀的書愈多，我愈不能肯定自己我自己是穆斯林、基督教、佛教徒、印度教徒……」而且伊斯蘭教它對中華文明是有感情的。《可蘭經》就說：「為了學習知識，可以遠到中國。」沙特外交部長也說，我們對世界的文明起了平衡和中介的作用，我們介紹的都是有根據的，是中國一部分的文明。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以為新疆是一個危險的地方，我年年去，我很快又要到新疆去了，那邊的風景真的非常美。而且我是覺得這樣，一個人自己應該善良，你到處發現的都是善良。你自己應該光明，你到處發現的就是光明。

有人問我：「你在那種情況下在新疆待了16年，你是怎麼活的呀？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發瘋的，要不然我就會自殺的。」我說你給我出的主意，不是什麼好主意，我告訴你，我在新疆我是維吾爾語博士後，預科三年，本科五年，碩士三年，博士三年，然後兩年是博士後。

談到這一類的經驗，我英語實際上非常差，但是我膽子大。中央電視台2008年籌備了一個英語節目，關於中國作家的命運。我當時70幾歲，惡補了英語十幾天，談到最後半個小時，主持人問我：「你看起來非常樂觀。」「是的，除此之外，我還可以選擇什麼呢？發瘋？或是自殺嗎？」

所以你哪怕你是在無奈的情況下，你應該選擇光明的道路，應該選擇健康的道路，不要發瘋，當然更不要自殺。

王蒙先生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曾任中國文化部部長、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等。王氏著作等身，作品譯成20多種文字在外國出版發行，在國際文壇享有盛名。1987年王蒙獲得第13屆意大利蒙德羅國際文學特別獎和日本創價學會和平與文化獎。2015年長篇小說《這邊風景》獲中國文壇最高榮譽之一的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