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史科存亡豈屬等閒事？

對於可能還懷着老殖民地時代盲目追求所謂國際化的批評者，容我用世界頂尖大學的具體例證來作解說。

普羅方言教歷史不影響學術地位

今天英國頂尖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它們開辦的英國歷史課程當然都是用英語來講授，而不是用俄語、德語、法語來講授。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國東岸的名校如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大學的美國歷史課程，當然是用英語來講授，不是用中文、日文或其他外國語言。當然，這些英美名校的例子似乎不是最有效的證明，因為英文是他們社會的主流和官方語言，他們用英語來教授本國歷史，是最自然、最正常的措施。而剛好英文是世界上學術、經貿、科技方面最流通的國際語言，所以他們採用英語教本國史不影響他們作為世界頂尖大學的聲譽地位。

再看別的例子，是否因為法國巴黎大學（Sorbonne, Universite Paris IV）用法語講授法國歷史課程，德國老牌名校海德堡大學（Universitat Heidelberg）所教授的德國史課程是用德語，是不是他們就不是受普遍承認的世界一流大學嗎？

回到亞洲，日本兩大名牌學府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為本國學生開設的日本歷史課程，當然是用日語來講授。在中國大陸排名最高的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為本國學生所開的中國歷史課程也當然是用漢語來授課。是不是因為不是用國際語言英文來教授他們的本國歷史，他們就要被貶低為不符合國際水準、無法打進國際名校殿堂的大學?

法國巴黎大學是用非國際語言教授本土史的好例子。（Unknown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國際化為雙面刃不應盲目追求硬性指標

其實社會亦需考慮國際化可能會對院校帶來的障礙、隱憂和損害代價，包括因為更多採用英語教學（甚至全程採取英語授課）而忽視及矮化本土語言，不平衡的合作計劃或課程失去自我特色或本土文化特性，甚至本身教學素質和核心價值，本地與非本地學生的隔膜甚至矛盾等。這些都是院校要反思和改進，絕對不應過分或盲目追求一些所謂推行國際化發展的指標數字，必須顧及高等教育的深層意義、方針策略、清晰目標和真正使命——培養人才、開創和轉移知識、服務社會和傳承文化，為未來的良好進步發展奠基。

筆者曾經就這種觀點與香港高等教育界某些領導人作交流，可惜有些領導人還陷於所謂國際化的迷思，甚至認為香港大專院校所辦的課程應達到國際水準甚至可以吸納外來的國際學生，所以應當以英語授課為基本，恐怕他們不知道外國有些非英語的國家和地區為方便外國學生學習該國／地區的歷史文化，可以特別開辦一些以英語、法語為授課的歷史文化科目，可是這種照顧非本土學生的外語授課科目，決不影響它們維持本國學生用本國語言念本國歷史的基本立場。

筆者認為，用中文教授中國史／香港史這些必修課程，不僅可以增進香學生了解課程內容的有效性，同時也增進學生對中國大陸發展的比較深入和全面的了解，這當然也幫助他們提升中文華語的應用水準，絕對有利他們以後在大中華圈裏面的事業發展，也配合了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城市，香港市民應該有兩文三語的能力。

離香港不遠的另一海島台灣，二次大戰以後也保留了過去的中華文化，而台獨勢力籠罩台灣，在2000-2008年綠營當局者的操控下，進行各種的去中國化措施，其中比較早動手的就是把中國歷史判定為外國／外地史的定位，這絕對應是引以為戒的不良先例。在香港特區建議國際化、英語化本土歷史教學的人應引為前車之鑑。

中史課程亦要以人才培訓作考量

回歸以來，香港中學有關中國歷史、香港歷史的課程跟考試的範圍已經作了不少改變，以配合新的中學六年及大學四年制度改革。本地學生的長遠發展須要加強對近代與當代中國發展的了解與關注，所以教育界、學術機構、文化機關（如博物館、圖書館）與民間團體都應該本着與新時代新環境俱進、促進內地與香港融合，為香港培養真正有知識和能力的人才這種角度，來考慮今後香港史與中國近代史課程合流的大方向與配合工作。

中國歷史科的存亡成了不少香港教育界人士近日討論的焦點，因為現在特區官方的敎育政策及歷史科課程設計有嚴重錯失與差誤，中學歷史敎育最近的發展是令人深感憂慮。回顧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香港152年，中國歷史課程是舉足輕重的文科主流，但回歸後經過18年的課程改革，中國歷史科竟已面臨亡科的危機。

將中史剔出必修惡果漸現

自從香港教育局2000年取消中國歷史科為中學必修科後，在多方面產生顯著惡化效果，報讀選修中國歷史科目學生人數大減。這改變卻使很多香港初中學生失去認識最起碼的中國歷史常識的機會，而在功利作風至上的香港，學生多會認為非必修科就是沒有用，故修讀率偏少。然而在高中卻又設有中國歷史一科，但學生沒有了初中階段的歷史基礎，對於高中要求高一點的歷史分析便感到很吃力，因而出現退修潮。這明顯是要求遠超學生能力所致。

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數據顯示，實施新學制後，中學四年級選修中國歷史科學生人數由首屆2009年12,800多人，跌至2013年第四屆約9,300人，減少了3,500人，中國歷史科的退修率高逾三分之一，中四學生選修人數更跌破10,000，是傳統科目中退修率最多的一科。如果按照現在的退修趨勢，每年修讀人數跌1,000，這種嚴重惡化形勢的出現及擴大，足以令人憂心忡忡。

但教育局2011年的文章《中國歷史教育正面睇》便引用種種數據以正視聽，指出中史科退修人數與比率與其他選修科相若，而中史獨立成科的學校比例達八成。可是以修讀人數而言，選修中國歷史科的學生人數從回歸初年的30,649人，逐步跌至2007年的24,826人，2007年歷史科課程改革更直線向下，大幅暴跌至2013年9,364人，累計跌幅達七成，實在不知道還有哪些其他學科有如此驚人跌幅。

中史科正處存亡之秋唯當局竟視而不見

根據官方資料，報考中國歷史科公開考試（包括會考及新高中文憑試）的日校考生人數，由2007年的約26,000人，減至2013年的約7,700人。當中2012年推行新高中學制，單年減少近18,000人，跌幅驚人。中國歷史科嚴重萎縮造成惡性循環，連帶近年香港本地大學相關歷史科目報讀的人數亦大減，直接影響日後的師資。自新高中的中國歷史科改革後，學生人數跌幅近七成，令中國歷史專科教師出現過剩，全港中史科師生比例由2007年的1比11急降至2013年的1比4。

中史科萎縮，以致開班不足，中史專科教師淪為邊緣人，令有心教中史的新老師，亦難以入行。中國歷史教科書市場規模縮小，更是書價難以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未來三學年升讀中學的學生人數累跌，及中國歷史科嚴重萎縮的雙重危機夾擊下，教育界人士警告，中史科正處於存亡之秋，若教育局不立即改革重整歷史課程，中史科將會在香港特區被湮沒。事實俱在，然而特區教育局依然拒絕承認中史科正在萎縮。

最令人遺憾的是，香港中學的中國歷史科被發展成如此境地，正面對存亡重大危機，而特區官方也不視之為問題，只解讀為市場導向的正常現象，繼續掩耳盜鈴地推行規定的課程。但從教育政策立場審視，卻可看到中國歷史科面對重大的危機和潛藏程度嚴重的危險趨勢，這才是中國歷史科課程的最大問題。香港敎育界恐怕中史科遲早面臨亡科厄運。建制派議員和民主派議員都普遍認為特區教育局要認真看待，例如將中史列為必修科；然而，教育局的回應令人非常失望，所造成的遺禍會愈來愈嚴重。

局長回應被批「荒天下之大謬」反映公共政策的淪陷

香港教育局對中史科立場執迷不悟，對極多輿論評析的回應更稱「回歸後中國歷史的教學不斷與時並進……片面誇大高中學生對中史課程失去興趣的說法，對提升中史教學的質素與中史教師的士氣，實無裨益」。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2013年7月3日在特區立法會回應議員提問教育局會否重新考慮要求主流中學在初中階段均須設立獨立及必修的中史科時說，教育局認為國家歷史的知識，對建構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有十分重要的貢獻，「在回歸前，中國歷史只是文法與工業中學的選修科，職業先修學校一般不設中國歷史。在回歸後，教育局更重視中國歷史教育的地位，並規定所有提供主流課程的中學在初中必須教授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而學校不論用什麼模式教授中國歷史，其課時也規定不得少於每周約兩教節」。

但他亦同時表示，教育局不認為只有透過獨立成科模式，即逐個王朝順序教授中國歷史，才可以建構國民身分認同。「這種課程模式，雖然在香港已推行多年，且為大多數學校採用，但卻是香港所獨有的，即使內地、台灣和澳門特區都是只設歷史科，將中史和世史融合在一科內施教。國家歷史知識浩如煙海，如何組織其內容讓每個學生都能認識其概要，一直都存有不同意見。要求所有提供主流課程的中學在初中階段都只可以採用獨立科目模式教授中國歷史，等於否定某些學校在優化中史課程的嘗試和成果，這樣不利於中國歷史教育的長遠發展」。

無論如何，局長的言論已被人評析為「可謂荒天下之大謬」，說出如此牽強的理由，表達手法實在拙劣，殊不知，這些都不過只是推搪卸責的藉口。事實擺在眼前，這個解釋，只會令香港人覺得，這個政府已經淪落到無藥可救的地步。亦有謂特區政府其實明白中國歷史科的種種問題流弊，而要求改革完善的社會訴求甚大，但是礙於現存格局已運作多年，要改動並不容易，這不禁令人對特區政府內的官僚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淪陷深感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