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披龍袍的皇帝

今春回國內兩個多月，我們夫婦頗受觀眾，因為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我是文革時出走他邦的。國內網站到處在傳關於我在文革時期出逃到埃及、轉道到德國的一篇長文。實際上，這篇訪問記是在幾年前就在廣東《都市周刊》發表過。我想現在再補充隱藏在心內的一些想法。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的一次講話中提到「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那我就放心了。

 

1949年10月1日我們燕京、清華和北京外國語學校的師生們連夜步行到天安門廣場，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典禮，我坐在第一排，至今難忘。天安門原名「承天門」，取「承天啟運」、「受命於天」之意，在中國的明、清兩代是皇城的正門。當毛澤東在皇宮金殿的天安門城樓上出現，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我們這些剛剛進入大學的學生個個熱淚盈眶，從心底里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那個時候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是我們中國的大救星」，會給百姓帶來幸福。

 

當時我才18歲，看毛主席在城樓上身材魁梧，笑臉慈祥，向我們坐在廣場的10萬群眾微微擺手，在我心目中他儼然就是「真命天子」。他說的話對我來說，句句動聽。他太了不起了。他進行了土地改革，把受苦農民解放出來；他發動「抗美援朝」，敢於抵抗世界第一強國； 他於1952年下令槍決劉青山、張子善兩個貪污犯，說明我們的主席是多麼清廉正義。我暗暗對自己發誓，這一輩子一定效忠祖國。

 

中國通過「土地改革」這一群眾運動，凡是有點土地、收租的農民，有的還是反日愛國紳士，都被共產黨派出的下鄉土改工作隊劃為地主或富農。這一政策，我雖然覺得打擊面有點過大，但是在英明毛主席的領導下，的確爭取了廣大的農民群眾，許多年輕壯士，紛紛參家解放軍。我批判了我的「溫情主義」。自1953年全國進行三反、五反政治運動，一些資產階級出身的大學同學為了表現自己的進步，批判自己的父母還不說，還要和他們斷絕關係，改名換姓。我不以為然。接着，幾乎所有的愛國、留在國內的大小企業家，有些只是小店主，按馬列主義的理論，都被說成是剝削階級，成為鬥爭對象。我家一些有點錢的親朋，不是被劃為地主或就是資本家。在這點上我開始有點想不通，有點同情他們。當然，作為革命者，這種想法是不允許有的，是立場不穩定的表現。像我這樣的人，入黨是不可能的。

 

 

1945年日本人剛投降不久，1946年就發生國共內戰。在短短三年內，蔣介石領導的國軍，兵敗如山倒，解放軍勢如破竹，於1949年，不但佔領了神州大地，而且團結了幾乎百分之九十五的知識分子和七個民主黨派人士。他們紛紛一面倒，表示忠於共產黨。毛主席的軍事天才不但在國內，甚至在國外都如日中天。在共產黨內更不用說，劉少奇在中共七大就主動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周恩來多次來到我們大學作報告，都永遠是大讚而特讚毛主席的英明和天才。

 

 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德國法西斯的蘇聯統帥斯大林，當時在國際上的名聲和地位遠遠超過毛澤東，他起先不看好毛主席領導的革命。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打進了當時的首都南京城，蘇聯大使館還跟著蔣介石一起撤退到廣州。但是國軍兵敗如山倒，斯大林忽然發現不對頭，立即在人民中國建國的第二天，10月2日，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無形中更把毛主席威望推向頂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北平改為北京，毛澤東選擇歷朝封建帝王的行宮中南海作為他辦公和居住的地方，我心中隱隱感覺他名為主席，實際上仍是皇帝。解放軍進城，「我們的隊伍來了，浩浩蕩盪，飲馬長江」的歌聲，傳遍全中國，尤其是《東方紅》之歌，把毛主席捧得如日中天。日本侵佔中國大部分土地、西方半殖民中國半個多世紀，使中國百姓民不聊生，現在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搬走了壓在中國人頭上的三座大山，把全國百姓都調動起來了。

 

1950年，毛主席號召全國人民「抗美援朝」，再次激起了全民的愛國高潮。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大學生個個爭先恐後、願雄赳赳、氣昂昂地到朝鮮前線去保家衛國。蔣介石帶著兒子蔣經國於1949年12月10日 從成都逃往台灣，更使毛澤東眾望所歸。

 

 

毛澤東提出必須牢牢把握三大法寶：「黨與軍、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它們成為了當時的宣傳總路線。我逐漸清醒過來，毛澤東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並不是神。人的普遍的一個弱點就是經不起甜言蜜語和吹捧。當國內的造神運動發展到登峰造時，作為國家領導人必須要有堅強的「定性」，要謙虛，要「虛懷若谷」。但是我逐漸感覺，毛澤東並不謙虛，我從來沒聽說他出來製止人們對他的吹捧，大概也把自己看作半個神了。尤其到文化大革命時，更達到登峰造極。當他被億萬民眾捧為神時，他已經完全飄飄然，已不能駕馭自己。當有人提出與他不同看法的時候，這個人甚至會立即受到整肅、甚至迫害，但他視而不見，這是不應該的。他的形像在我心目中逐漸降低了。

 

有了這樣的改變以後，我逐漸回想起，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的18年間，毛澤東掀起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最可怕的是，他的階級鬥爭理論已經發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他公然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凡是在建國政策上有人與他有不同意見，他就說成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公開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他總要想個點子來，搞什麼人鬥人的政治運動。我還記得他在文革時期會見美國作家艾德加.斯諾時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好像是一句開玩笑的話，實際上他就是這樣做的。他的話就是法律，「一句話頂一萬句」。

 

在黃帝時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到了1955年肅反運動時期已發展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黨要我亡，我不得不亡」。自1949年建國以後，直到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這十七年間，毛澤東每隔兩年就發動一起人鬥人的政治運動：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請反革命、整風反右、反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反對農村一平二調、農村和城市進行「四清」運動。所採取的方法就是發動群眾。每次運動，都有大批人被鬥、被整肅，有的自殺。

 

 

按毛的說法，這是通過群眾運動，加強黨的領導。以至1957年反右運動以來，各級黨委書記的權利高於一切，人們沒有選擇職業、甚至旅行的自由。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機關幹部都要帶通行證。連我本人找對象、結婚，都要黨組織審查批准，而且我還不是黨員。總之，誰也不能對黨領導提出什麼不同意見和看法。我是一個從小就自由自在的人，自從大學出來，調到中央機關做俄文翻譯，一切行動都要聽指揮，單位的黨支部書記滿腦袋就是階級鬥爭，我在下班時間拉小提琴都被說成是資產階級趣味。

 

 

1957年，毛澤東還親自到上海去動員說：「百花爭鳴，百花齊放」，號召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給黨提意見。誰知這「雙百運動」是毛澤東後來自己承認的「引蛇出洞」。當黨外有頭腦的文化人響應毛主席號召，給黨提意見後，才幾個月，毛澤東忽然翻臉說，這些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一年之內，中國五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右派分子。我幸好父親是老革命，但也被打成「中右」分子，「充軍」到大漠青海去勞動改造。

 

我們中國人民都是很善良的，過去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造政府的反，主要是餓慌了，政府太腐敗。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實際上也是農民起義，從農村到城市。中國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出現的一些社會上所謂的不穩定，其實都是由上而下發動的政治運動的結果。老百姓都非常老實被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五十年前的1966年6月，文革的號角吹響了。 之後我將寫一篇我一直想忘掉的文化大革命的回憶。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