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日接Ming（明銶）電郵，說將訪港並想與我一聚，討論出版暫名China’s Hong Kong Challenged: Two Decad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alignment新書一事。遂相約在10月31日舉行的灼見名家周年論壇期間商談，反正我倆都會出席（他乃講者之一，而我則擔任當中一節的主持）。想不到此乃我倆最後的接觸了。10月30日從媒體得知Ming在美國三藩市機場候機室突然去世的消息，感到愕然，不勝唏噓。怎麼可以這樣呢？唯有感嘆人生無常。
我認識Ming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當時拜讀了他寫學者背景的衞奕信總督及對他的期許。之後30多年斷斷續續時有接觸，或交流對香港和中國大陸、台灣的大勢分析、或與他分享我對香港民主運動、民主黨派、議會選舉、政黨政治、政制改革，以至特區政府政策等的觀察與體會。九七前後他多次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組織有關香港的專題，有時邀請我「埋班」發表論文，我也定必「捧場」，以壯大香港的話語權和聲勢。在我於2012年中出任政府局長之前，我倆之間的互動較多，他差不多每次由美國返港都找我交流，有一回他更介紹我認識在檀香山的孫中山先生後人。
大情大性 平易近人
我雖跟Ming不算深交，學術研究範疇也不同，卻也成為好友，皆因他十分熱愛香港，也熱愛中國，反對分裂。他為人性急，疾惡如仇，但大情大性，平易近人。作為朋友，很難對他say“No”，因為若對你提出要求而你不答應，他會十分「堅持」、不會輕易罷休。討論事情時他就像一輪大砲，或「講得大些」，但是他的確對事情的解讀有其獨到之處，並以其歷史學者的觸覺把不同的事態和趨勢歸納，整理出其「所以然」。所以我雖有時也和他爭辯，特別是有關九七後香港發展的見解，但一直對他十分尊重。我自2005年底加入行政會議後，多了一層建制的身份，他亦希望透過我多了解一些接近官方的角度，但他其實在政治光譜各方本就人脈豐富，包括在內地和台灣，故很多時我反過來向他「取料」呢！
10年前Ming所編回顧香港回歸十年的英文學術文集China’s Hong Kong Transformed: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Beyond the First Decade（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我應他邀請為此書寫序，題為 “Hong Kong’s Role in Transforming China”，提出香港要敢於前衞，在轉型中的中國發揮立體的樞紐作用。本來他想邀請我再執筆，為其將編的香港回歸20年學術文集撰文，我也打算答應，承接10年前的思路，進一步探索近年經歷「佔中」及中央亮起紅線、政改不前、管治艱難的新政局下，香港在國家和世界角色的前景，回應不少人的疑問：「香港還有可為嗎？」。今明銶哲人其萎，唯望其學術摯友繼承其志，完成其出書願望，作為他離去前對香港最後觀察的印記。
明銶，請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