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另一位作者：
龍振邦，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傳染病及微生物科醫生，專研小兒科傳染病。愛憶舊懷古，以史為鑑。
新型 H7N9 禽流感病毒於2013年3月在上海出現，轉瞬間已散播至華南地區。感染者皆患嚴重肺炎，死亡率超過30%，其嚴重程度與1997年香港爆發 H5N1 之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與上海兩地在地理、經濟以及社會發展方面非常相似，故此香港多項生化保險機制皆可以用於2013年華東爆發。
H5N1之出現，使香港之雞農及雞販受到很大的衝擊。種種的生化保險機制及行政措施，雖然暫時遏止 H5N1 在港爆發，但並未能阻止禽流感在香港境外變種。而生化保險機制及行政措施始終屬暫時性措施，故衞生當局有必要深思長遠策略以防止病毒再次變種。
活雞供應鏈包括飼養農場、批發市場、物流運輸以及銷售商販。各方環環相扣，一家出事，全條供應鏈，包括無辜的市民皆受牽連。人類主要從上述四點接觸到禽鳥而感染病毒，故預防措施也要從四點着手。農場乃屬第一點。
源頭抗疫 農業受壓
H5、H7 及 H9 致病性甲型禽流感能在農場內引起小型爆發。一般情況下，如遇上此等小型疫症爆發，均會以屠宰雞群、檢疫隔離以及醫學檢測等生化保險機制來控制。2002年香港便有農場出現小型禽流感爆發，此事反映本港在農場方面之生化保險防疫措施尚有不足之處，例如缺乏管制人流及車輛進出農場，飼料及排洩物皆無嚴密監控，而飼養環境擠迫則有利於病毒迅速傳播等。港府得悉此事後，迅速下令盡數屠宰錦田附近雞場所飼養之雞群，以防疫症蔓延。而是次疫症之先兆，也是在街市的雞糞樣本中首先檢驗到禽流感病毒。從是次經驗得知，單靠街巿生化保險機制把關，並不足以預早確認問題農場，以進行及時屠宰來阻止疫症蔓延。
而以雞農自行報告並上呈雞屍病雞之政策也並不奏效。因雞農往往陽奉陰違，收起死雞，在知情的情況下仍任由病雞流入市面，到街市出售，更有雞檔商戶在休市清潔日偷偷將雞隻收起以減少損失。有見及此，衞生當局立刻停止雞農直接售賣活雞予雞檔商戶，於2006年起嚴厲執行生化保險防疫措施以及淘汰散養家禽，並引進合乎國際標準的飼養方法。在2008年推出禽畜業自願退還牌照計劃，同時增加每月之休息日，藉以截斷 H5N1 之傳播鏈，以免 H5N1 再次肆虐本港，再經由香港散播全球。上述措施堪稱焦土政策，自2007年起，雖本港再無出現本地 H5N1 之案例，但本地養雞業及一眾賴以為生的行業亦大受打擊。由1997年至2013年間，本地雞農由800戶降至30戶，而售賣活家禽檔口亦由800檔降至131檔。由1997年起，進口活雞由每日100,000隻降至7,000隻。
南五東七 為禍雙城
正當本港之禽流感問題開始緩和，於2013年3月起， 在華東地區出現了一隻新品種的禽流感病毒 H7N9。最初在上海發現，其後散播至華東華南一帶（包括廣東省）。雖稱之為新品種，但 H7N9 所引起之問題和處理方法基本上與 H5N1 無異。H7N9 可怕處如無聲狗，在其爆發前毫無徵兆，家禽不會突然大量死亡，故此極之難預測、檢疫及監控。上海及香港地理上有利禽流感之爆發，例如兩地位處候鳥渡冬飛行航道並鄰近濕地公園︰香港位處珠江三角洲，鄰近米埔自然區；上海位處長江三角洲，鄰近崇明東灘鳥類保護區。而香港上海兩地在發展方面也有相同之處，如人口在過去數十年急劇上升，而兩地之平均個人家禽消耗量在禽流感爆發前一直上升，故此鄰近之農場要飼養大量家禽以應付需求，而擠迫的飼養環境則有助病毒傳播及洗牌。
兩地之感染者大多有接觸過家禽（約60%），多數患者有到過街市。而兩次爆發皆在街市家禽檢驗到禽流感病毒（香港街市20%雞、2%鴨和鵝帶有 H5N1 之病毒；上海20%雞、40%鴿帶有 H7N9 病毒）。H5N1 及 H7N9 所引起之徵狀亦非常相似，如大部分患者都有嚴重肺炎，細胞激素失調 （cytokine dysregulation）及出現多重器官受損（multi-organ dysfunction），兩隻病毒之死亡率皆為30%。正因香港1997年之爆發與上海2013年之爆發有多個共通之處，所以多項措施皆可以用於是次華東爆發。H7N9 對港之威脅仍未解除，但轉眼間又在江西省出現 H10N8，在番禺及四川出現 H5N6，在台灣出現 H6N1、 H5N2 和 H5N8 同時爆發。H 和 N 抗原不斷洗牌，而醫學界及為政者以有涯隨無涯，採取出一隻，打一隻的策略。今日殺千雞，明日殺萬雞，起視四境，而禽流感又至矣！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